就这样，朝廷指示数量不够，应加大抓捕的力度。曾国藩处于两难的境地，抓还是不抓不是问题，抓多少才是问题。别看曾国藩有“曾剃头”的恶名，但那是对付太平天国，面对无辜的民众，他下不了狠手。但朝廷步步紧逼，曾国藩只有痛下狠手，继续抓。在他给儿子曾纪泽的信中就透露抓了大约八十多人，而其中认罪可杀的不过七八人，而其他的都不能证明有罪，不好处理。可见当时曾国藩的心情是多么的复杂，他明知道抓了一些无辜的人，但自己又要违心地处理他们。
中秋节前，曾国藩终于向北京汇报了对于人犯的处理结果：“应正法七八人，应治罪二十余人。”但朝廷还是认为处理得太轻，主要是杀的人太少，很难让洋人满意，责令曾国藩“赶紧勒限严拿”。曾国藩感到实在不能增加杀人数量，他左右为难，只好采取拖延的方法，找理由把时间拖后。从发案到现在已经过了三个月，曾国藩迟迟没有新动作。说实话，从曾国藩处理天津教案的整个过程来看，他已经变成了一个唯唯诺诺的人，再没有心思按照自己的想法做事，而是听从于朝廷的安排。可能是病痛的折磨，也可能是厌倦了官场上的是是非非，曾国藩只想一步一步让自己摆脱教案这个不好做又做不好的事情。这与原来这位“中兴之臣”的处世风格格格不入，曾国藩想得更多的是自己的出路，而不是把工作做好，这也许标志着曾国藩到了心智枯竭的时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