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男生跟我要电话号码,我在镭射灯里眯起眼睛,意味深长地问他:“你真的会打给我吗?”
我手里夹着烟,跟异性朋友紧紧地抱在一起贴面跳舞,我丝毫不担心他会对我有不轨的企图,因为他喜欢的是男生。
我卖弄风情,像一个孩子拙劣地模仿旧海报上的明星。
那时候我太年轻,刚刚领略到自由的滋味,不懂得当时任性的挥霍其实都是有代价的,我亏欠未来的自己,岁月给我记着账,来年都要一点一点地慢慢还。
大一那年的冬天,我跟当时喜欢的男生吵了一架,一怒之下倾尽所有买了一张去杭州的硬座票。
十二月的晚上,我穿着劣质的白色毛衣,冻得瑟瑟发抖。夜越深温度越低,我不得不把脏兮兮的窗帘拉过来裹在身上御寒,能有什么作用呢?
长达十几个小时的车程,我冷得睡不着,却又无聊得发疯,那时候我没有任何数码产品,只有一部破得仅仅能打电话发短信的手机,我甚至匆忙得没有带一本可以阅读的书。
那是一次很不愉快的出行经验,当我回忆起来的时候,除了记得当时自己斩钉截铁地发誓以后一定要努力赚钱,无论去哪里都坐飞机这个雄心壮志之外,别的什么感受都没了。
这件事的后遗症是导致我在很长的时间里,听到从某地到某地要坐八个小时以上的车,就会有一种“这辈子都不要去那里”的想法。
不管我愿不愿意承认,在很久很久以前,我的确是只井底之蛙。
二十三岁那年的夏天,我的后遗症被每天至少八小时的坐车经历治愈了。
在和田买去乌鲁木齐的汽车票时,S先生轻描淡写的一句“差不多二十六个小时吧”把我吓傻了,我像是没听懂这句话似的,不死心地追问一遍:“多少?!”
二十六个小时,我不知道要怎么才能熬得过去。
在和田汽车站旁边的宾馆里,我忧愁地吃着清甜的葡萄,看着S先生的背影,拼命地安慰自己说,没事,他还在这里,你们还在一起,不要怕。
那天我很早起来去离车站有点儿远的新华书店买了四本阿加莎·克里斯蒂的侦探小说,我算一算觉得撑十多个小时应该没什么问题了,剩下的时间就睡觉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