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是已经有他了嘛。”利普兰泽故作无辜地回答。
我又叹了一口气，翻了翻熊谷的报告。
“采集到什么其他人体体液了吗？”我问。不同血型的人分泌的体液也各有不同的类型。
利普兰泽把我手上的报告拿过去看了看，“有。”
“血型？”
“A型。”
“啊，”我说，“跟我一样。”
“我也想过，”利普兰泽说，“但你已经有个孩子了。”
我说他太直接了。他根本懒得回答，又点了一支香烟，摇摇头。
“我只是还没想明白。”他说，“这整件事情太奇怪了，我们一定漏掉了什么地方。”
接着，我们再次开始分析，凶手会是什么样的人，作案的动机又是什么，这大概是调查者们最喜欢的游戏吧。利普兰泽一开始最怀疑的是卡洛琳曾经定过罪的犯人，可以说，这些人是每一个检察官最头疼的问题，说不定哪天，某个被你送进监狱的人就找你报仇来了。我刚被分到审判庭工作时，接手了一个案子，起诉一个名叫潘乔·莫卡多的年轻人，他对七十七岁的老人大打出手，我的结案陈词引起了他的暴怒。这个潘乔身高一米九三，体重二百三十多斤，突然从被告席里翻出来，追了我大半个法庭，最后，还是坐在轮椅上的梅可在餐厅里制服了他。《论坛报》用整整三版的篇幅叙述了整个故事，标题更是荒唐可笑：《检察官惊慌失措，残疾人出手相救》。我妻子巴巴拉总是说，这才真正是让我扬名的第一个案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