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呢？”阿丰问母亲。
“我留在家里，不能家中无人。”母亲笃定地说。
“那我留下来陪母亲。”
“不，你先避一避。”母亲一向不多话，但意志坚决，她的决定也很少有人能辩驳改变。
母亲替阿丰打点了行李，没有带太多东西，用手绢包一些珍贵金银首饰，叮咛儿子收好，战乱中或许会有需要。
阿丰接过沉甸甸的布包，才忽然觉得好像不是一次单纯的旅行，眼眶溢满泪水，话堵在喉咙口，看到书房中竹梢上停着的戴胜，忽然问道：“妈，爸到底去了哪里？”
母亲震颤了一下，犹疑了一会儿，说：“你也长大了，应该知道。你父亲去了延安。”
阿丰当然知道延安的意思，那个共产党领导的工农革命的据点，却仍然很茫然，不能理解儒雅斯文的父亲与延安革命的关系。
舅父差人来催上路，母亲说：“去吧，三两月，战争就要结束，别磨蹭了。”
舅父是国民党军官，南迁半途很快遭遇共军，军队溃散，舅父阵亡，阿丰随残兵一路奔逃，到了金门。
“这里叫水头？”
阿丰牵着阿胜的手，一个未满十八岁的青年带着一个初识不久的十二岁少年，因为戴胜鸟，成为要好的朋友。
“不远处有码头啊——”阿胜有点在地人的自信，跟初到不久的青年军士介绍水头村的种种，带阿丰看了几幢水头村有历史的洋楼。
“是出外做生意的金门人回来盖的，所以有南洋风。”阿胜说。
“啊——”阿丰恍然大悟，“所以你们学校大门也是一个西洋楼的样子，上面塑着有翅膀的小天使，原来金门是很受西洋风影响的地方啊——”
水头村范围不大，几户闽南式合院的老旧建筑，黑瓦屋顶，墙壁用花岗石堆砌，砌造出各种不同的图案形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