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李鸿章和戈登之间确实发生了一次广为人知的争吵。这次争吵的起因就是李鸿章背弃之前的约定，在苏州将太平天国军队的首领斩杀。这是历史上的一个真实的事件，也说明李鸿章和戈登在关于道德的认识方面的确存在着分歧。戈登期望李鸿章对待战争始终保持仁义和礼貌的态度，并用这些内在的思想态度去约束自己的行为方式。但在李鸿章的内心深处，他仍对欧洲人对其宣誓的重视程度有着很大的疑问。在这一点上，戈登就缺乏敏锐的洞察力和精确的判断力。戈登对于总督如此伤害他感情的做法迅速作出了报复性的回应。这也就使得这次争吵更显戏剧化和纪念性。但是，因为这两个人身上东西方不可调和的理念冲突，使得同样的事情经常发生。倘若戈登认为李鸿章表现出的贪婪和虚伪令自己无法接受，同样的感觉也出现在那些达官显贵身上，在这些全身洋溢着难以揣摩的优越感的高官显贵看来，戈登那直率到近乎愚蠢的行为，以及坦诚而执著的坚持态度，同样令他们无法接受。从政治的角度来看，李鸿章在和华尔、白齐文和戈登开始交往的时候，他就怀揣着明确的目的，那就是通过与外国人的交往来获得先进的军事技术，与此同时还要倾尽全力阻止他们肆无忌惮地侵害中国官僚们世代享有的特权。在李鸿章的心中，对于欧洲人侵略的恐惧感远胜于他对于内部叛乱的担心，因为他比任何常年在北京的官员都更清楚地了解西方国家拥有的军事实力和他们进行军事远征的真正深层次的政治图谋。
1857年，英军的一小股部队将广州攻占并迫使清政府在北京签订《 埃尔金和平条约 》。这一事件将这种政治图谋清楚地表露出来。1862年，李鸿章用一种相当礼貌的方式对俄国提出的由其出兵帮助清政府镇压太平天国军的要求加以回绝。而就在此时，李鸿章已经在心中暗暗确定了要运用治国之道中刚柔并济之法去对抗西方世界中一贯坚信的野蛮且无礼的军事思想。在这种情况下，俄国军官指挥的俄国军队是无论如何都不会符合李鸿章对外国军队的策略的，理由就是这支军队根本就不在自己可以控制的范围之内。不过，李鸿章却认为，此刻攻占北京的英法军队明显不同于俄国军队，他们是可以用来对付中国国内的那些反叛者的。斯特夫利将军和舰队司令普罗泰特表示愿意和李鸿章的军队为保护帝国的安全共同竭尽全力。在他们看来，李鸿章就代表了中国。于是，李鸿章为他们如此的做法感到无法抑制的开心和满意。如果自己能始终将给皇上的信息奏报权握在手中，那么他对于请戈登和他的军队去剿灭太平军的行为表示欢迎之至。在他给皇帝的奏报之中，他再次运用了如同上一次他记述程将军的精彩文笔，并在报告中将戈登在这次平叛战争发挥的作用压缩到了几不可见的地步。尽管如此，戈登还是同样领受到了皇帝赐予的黄马褂和顶戴花翎的奖赏。同时，为了表彰戈登的卓越贡献，清政府还奖励戈登一些金钱，不过被其拒绝。然而，李鸿章始终紧握手中那杆蓄势待发的笔，目的就是可以随时维护“历史的准确性”。此时此刻，他已经意识到倘若可以将加之于“常胜军”身上的荣誉和光荣拿来表彰自己的远见和胆识，那实在是再合适不过的事情。
李鸿章对戈登的态度由最初的亲近变得粗暴无礼，原因就在于他对于这位仅凭勇敢和冲动行事的军事指挥官的依赖程度降低了，为此，他们之间的关系时常变得异常紧张，而这种紧张大多是由于李鸿章克扣这支军队军饷的行为而引起的。与之相同的情况也发生在美国的冒险家白齐文的身上。身为戈登所率领的这支“常胜军”的前任司令，他就因为曾经与李鸿章闹出不愉快甚至直接倒戈到太平军的一方。事实上，李鸿章对于战役的态度始终未变，他只从是否会影响他的金钱收益的角度来考虑和看待问题。在此时期，他军事思想的主要特征仍旧集中在报酬问题上，他多次向朝廷暗示，他的军队借助于获取战利品的方式来为自身提供补给。之前所记述的“传记”也表明李鸿章相当坦诚地对此事作出承认。下面这几段话就是这种思想的例证。
1863年2月25日是第一段记载的日期，而戈登是在3月份就任“常胜军”司令一职的：
戈登上校在信中说，有一点必须予以声明，他目前只会在做最高军事指挥和什么都不做之间作出选择。这一点也代表了所有帮我做过事的外国人的共同的心理状态，这种心理状态不会在他们寻找这一岗位或在作出几个星期的等待就会减弱。诚然，我并非在此指责这位英国的军官，因为他既没有想在帝国担任统帅的野心，也不想向帝国索要报酬。从始至终他都不曾看重报酬，但是他的上级却将此事挑明，这对我来说问题已经足够明晰。可是，倘若他真的有本事，那么他就能够为自己的军队取得足够多的所需武器，以便能够剿灭太平天国的乱党分子，而在此后的一个月时间之内，他将获得他应得的荣誉。
从行为举止方面来看，戈登无疑是我所接触的那一层面的外国人中表现最好的一位。在他的身上，我并不曾觉察出大多数外国人身上表现出的让人作呕的字符。除此之外，他那坦白爽快的个性和理性的思维也表明他身上具备优秀的军人素质。
戈登在刚刚到达军队的两个小时时间里，始终在视察部队，发号施令。让我感到欣慰的是部队能够听从他的指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