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士农工商中的商人总是排在最后，因为中国长期以来帝王的力量最大，在这种情况下，帝王自上而下分配利益。这不是一个交易的过程，没有互相之间的讨价还价。这种模式下，商人的能力非常有限，处在社会最底层。现如今，借着中国大发展的契机，商人有了施展拳脚的机会。今天是有可能形成交易经济的大发展时代。相应地，我们需要调整中国的商人文化，创新中国的金融制度。
一个制度的发展过程需要时间，需要包容，有些做法不应当在当下作太多严格的判断。中国现在是一个崛起大国，受到全世界的关注，按温家宝总理的话讲是担当的大国，我们的一举一动都会引来世界的关注。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温州民间金融就不断受到打击，但打了30年，从2亿到8 000亿，规模反而越来越大。所以对温州的金融改革，最重要的是把温州作为典型，而且明确温州的经验可以全国推广。
银行商业化也是同样的道理。100多年前的大清银行就是由官方操办，之前的钱庄和票号都是初级信贷银行，本来是可以发展成现代银行的，但是两个原因导致它们没有发展起来。一是官僚资本的压迫，政府大规模地建立银行，强制性把主要功能纳入在里面；另外一方面，外资银行的进入受到中国政府的扶植，它们希望靠外资银行来帮助筹集战争赔款。这两方面的因素导致票号没能继续发展，不得不说是中国金融界的一大憾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