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秦始皇和他的长城，到埃及法老和他们的金字塔；从马其顿国王亚历山大和他的所有城市，到法国国王路易十四和他豪华的宫殿，世界上的政治领袖经常痴迷于通过政治上的胜利和基础设施的修建，或许还有人民的生活改善，来展现他们的伟大。但直到18世纪末知识分子和学者们才开始系统地思考经济增长的战略。
一位没有经过任何经济学训练的苏格兰道德哲学家为现代经济学设定了方向，并为研究者们解答了一个可以说是在公共政策领域最为根本的问题：增长、工作创造和减贫的处方是什么？事实上，自从亚当·斯密在1776年开始探寻财富创造的秘诀起，经济学家们就表现得像推理小说中的侦探一样：想象理论，探索假说，查证事实，追踪证据，跟随线索。他们已经取得了一些成功，但经历了很多失望。
大部分的研究进展在于识别出高增长和低增长的国家之间在初始条件、政策和制度变量上的系统差异。但在可操作的政策杠杆方面，很多研究仍然停留在猜测阶段。事实上，在斯密完成开创性工作后的200多年里，经济增长对于很多人而言仍然是一个“谜”；对于其他人而言，用赫尔普曼(Elhanan Helpman)和埃斯特利(William Easterly)的隐喻来说，经济增长则是“难以捉摸的求索”。
被罗斯托(Walt Rostow)称为“第一个现代经济学家”的大卫·休谟(David Hume)，将经济分析置于其对“人类条件”分析的中心位置。他提出的一些概念被认为“对增长的动态特征形成了合理且连贯一致的理论”。古典经济学家如亚当·斯密，阿尔弗雷德·马歇尔(Alfred Marshall)、大卫·李嘉图(David Ricardo)和阿林·扬格(Allyn Young)也跟随着他的脚步，着迷于对经济增长的研究。或许是因为被启蒙时期人类进步思想所吸引，这些古典经济学家探索了经济发展的决定因素和推动繁荣方面政策制定者能够起到的作用。他们开拓性的成就提出了现代增长理论的许多核心概念，例如要素积累、要素替代、技术变迁或专业化。
“对于一国的长期经济福利而言，没有什么比经济增长率更为重要的了。”罗伯特·巴罗（Barro，1997）1996年2月在伦敦经济学院举办的莱昂内尔·罗宾斯纪念演讲中如是说：“每年的增长率看似微小的差异经过多年叠加起来，可以导致生活水平的巨大差异。”然而，在大萧条之后，经济增长的研究步伐放缓，研究的重点从长期增长转移到短期波动。在商业周期的动态机制和长期增长研究这两个人类福利的重要领域，经济学家是相互冲突的。
随后，在20世纪40年代发生了非常巧合的事：四个独立工作的研究人员想出了第一个分析框架的不同组成部分，用以分析为何有些国家的增长速度比其他国家快。在哈罗德（Roy Harrod）和多马（Evsey Domar）研究的基础上，索洛（Robert Solow）和斯旺（Trevor Swan）提出了索洛-斯旺模型，这激起了第一波系统研究经济增长的热潮。他们的目标是了解经济增长的机制，确定其决定因素，发展出可以解释经济政策的经济增长核算方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