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天晚上我梦见那只喜乐兽，它站在那里对我微笑，身形瘦小，就是一个人类孩子的模样，它的眼睛看起来那么大，看着我，一句话不说，神情慢慢变得诡异，把我吓得尖叫起来。一晚上没睡好，第二天我破天荒起了大早，下楼去吃早饭，居然遇见了传说中卖鸟的小贩——是一个中年妇女，皮肤发黄，头发干燥，吃着一根油条，鬼鬼祟祟向我走过来说，小姐，要鸟吗。
我看了她一眼，也不知道是哪根神经抽了，说，要。
我跟着那个女人去看鸟，不由想起三十多年前的时候，永安城应该还是有很多鸟儿的——画眉、喜鹊、乌鸦、白鹤、大雁、麻雀，应有尽有，候鸟或者不是，来来往往，天空中喧闹无比。然后那场莫名其妙的灭鸟运动开始：先是几个学者发表文章，说鸟是传播好几种疾病的凶手，制造噪音污染，减少粮食产量。接着，由市政府牵头，轰轰烈烈的灭鸟开始了，用枪，用网，烧掉，埋掉，捅鸟窝，砸鸟蛋，评选灭鸟英雄——头头们无比严肃地发表讲话，于是也就没人笑得出来，从那以后，鸟就从永安消失了，至少表面上是如此，即使又活下来的，也不会去叫了。有时候你会在城市中遇见那些农村来的鸟贩子，他们和卖毛片的贩子一起是城管们的心中大患，他们走过来问你说，师傅，要鸟吗——或者，师傅，要生活片吗。
这听起来是个笑话，但我说了，头头们那么严肃地讲话了，发文件了，盖着通红通红的公章，也就没人笑得出来，即使那时候灭鸟的头头死了，后来的头头也要给他个面子，继续让城管满城抓鸟贩子。
因此，那个鸟贩子给我鸟的时候，我根本就没看清楚它是什么样子。她说，三十块。我就给钱了。
我问她说，阿姨，是什么鸟啊。她说好鸟，好着呢。
——我的鸟是红嘴灰身子，安静得甚至不像是鸟，有时候要死不活叫几声，晃着脑袋，在笼子里跳来跳去。我叫它小灰。
但我猎狗一样的导师打电话给我，说了几句，就问我说，你养鸟了吗。
我说，是啊。于是他痛心疾首，又训斥我一顿，他说等你被发现可是要罚一大笔钱的！接着说，你过几天来我这里我拿点好的鸟食给你。
他问我说，喜乐兽的事情你有进展了吗。
我说，没有。
他说我找了点关系，我们明天可以去老市长住过的干休所看看。
我大笑我说你依然青春依旧。他冷笑：老地方见，明天早上九点半。我等了他半个小时他也没有出现，后来来了一个学生模样的年轻男孩，他说老师让我把介绍信给你，他说他有事。男孩穿格子衬衣，眼神明朗，青春逼人，他红着脸说，我看过你的小说。
我和他道别，坐三百七十八路公交车到牧人山上的干休所去，公交车从机场高速下面开过去，我隐约听见飞机起飞降落的巨大声响——不久以后，它们就会变成凤凰，去向远方。
干休所比我想得漂亮很多，都是独立的灰白小房子，院子里种着樟树、桦树、桉树，门口是各种花朵。正是栀子花开的季节，雪白柔软了花朵开了满园芬芳。
编号七三的管理员带我去老市长生前住的房子，编号是一零四。他说，老市长死了以后就一直空着，还没人住呢。现在也基本都是他生前的样子，没怎么动过。
我推门进去，房间简洁得就像从来没住过人，我眼前轰地大屏幕一样滚过报纸上颂扬其高风亮节两袖清风的句子。外间是一张茶几三张藤椅，一台二十九寸电视，然后进去是内间，床，床头柜，书柜大过衣柜。卧室出去是天井，天井后是厨房和卫生间——是老房子的格局了。
我问七十三号管理员，我说老市长没别的东西留下吗。他白我一眼说，你没看报纸吗，两箱书、一箱衣服，没别的了。
房间的墙壁刷得雪白，太阳照射进来，一反光，让人的眼睛也看不住。我说，这墙真是白，老市长每天这么看着也居然不眼花。
管理员说，谁没事看墙呢。
我们左看右看，他跟在我后面面无表情，我在心中把我导师骂上一百五十六遍，摸出烟来问他说，抽烟吗。他说，不。于是我自己点上，狠抽一口，接着对他露出最迷人的微笑，说再见。
下午三点钟，七十三号管理员陪我走过整个干休所，一模一样的灰白平房外各种编号一闪而过，安静得像一座空城，他送我到门口，说，再见，然后用力关上了大门。
我在海豚酒吧对小虫讲干休所的故事，我说真是干净啊干净啊！小虫坐我对面，喝啤酒，吃花生，他说这么干净你信吗，再干净的房间还积灰呢，除非你天天扫。
他的电话就是这个时候响了起来。我们是在星空电影院门口看见李春的。霓虹灯背景一样闪得像个绚烂舞台。她坐在台阶上，身形瘦小，像个孩子。低着头，看不见表情。头发花白，穿绵绸的红上衣。
带我们来的小吃店老板说，她坐在这里好几个小时了，我问她叫什么名字，她说叫李春，我就打电话给你了。
我们走过去，她抬头看我们，她的眼睛极其黑，并且依然大，那样看着我，略带悲伤，接着，微笑。右眼下面有一颗痣。
她很老了，皮肤发皱，但曾经应该是一个美人，眼睛很漂亮，鼻子的形状也很好，脸的轮廓也是美丽柔软的。
我们问她，你是李春吗。她有些奇怪地看我们，但并不否认，说，是。
小虫说你家里人到处找你呢。你家在哪儿，我送你回去。
你是谁。她问小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