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的禀赋以及儿童时代所受到的教育，除了得自其祖父，再有便是得自其 父母的。他的父亲梁宝瑛，字莲涧，人称莲涧先生，生于道光二十九年己酉（1849年），卒于民国五年丙辰（1916 年），享年六十七岁，是梁维清三个儿子中最小的一 个，也是寿命最长的一个。虽说他在仕途上很不顺利，未曾博得半点功名，但他退 居乡里，在私塾中教书，却是个很好的教书先生。当年，梁启超从护国前线回到上海后，才得知父亲已于一个多月前去世的消息。他怀着悲痛的心情写下《哀启》一文， 其中就讲到，他和几个兄弟、堂兄弟从小就在父亲执教的私塾中读书，他们的学业 根底、立身根基，一丝一毫都来自父亲的教诲。他在《三十自述》中也写到父亲对 他的教育，他说，六岁以后便跟着父亲读书，所读之书有《中国史略》和《五经》。后者同他此前读过的《四书》一样，也是科举考试所规定的必读书。既然不能不走 科举仕进之路，不能不将登科及第作为人生的一大理想，那么，对他来说，《四书》、《五经》就是无论如何都躲不过去的必修课。但是，他的家庭毕竟不是世家大族或书香 门第，没有那么多的忌讳和限制。而且，他所处的时代，恰逢西学东渐、正统学术 衰落之际，这也体现在他的读书上。据查，《中国史略》就不是一部传统意义上的 中国史书，它的编写者是个德国传教士，中文名叫郭士立（又译郭实腊），早年在 中国传教，鸦片战争期间，担任过英军司令官的翻译和向导，还参与起草过《南京 条约》。梁家私塾可以选择他的书给学生读，可见，在这方面，他们没有太多的成见。
在梁启超的眼里，父亲是慈祥的，也是严厉的。他对梁启超寄予厚望，激励儿 子奋发向上，做一个出类拔萃的人。作为父亲，除了督促儿子读书以外，还要求他 参加一些田间劳动，言语举动也要谨守礼仪，如果违反了家风、礼节，他决不姑息， 一定严厉训诫。所谓爱之深，必责之切，他对梁启超说得最多的一句话就是，你把 自己看作是个平常的孩子吗？"汝自视乃如常儿乎！"（《饮冰室合集·文集》之十一，16 页）梁启超说，这句话他此后一直不敢忘。从现有的记载和人们的记述来 看，梁宝瑛不是一个很善言谈的人，即使是对自己的儿子，他也没有留下更多的言 辞。梁启超的《哀启》是目前可以见到的记述梁宝瑛生平最详尽的文字。在这篇事 实上的祭文中，他把父亲描述为一个不苟言笑、中规中矩的人，在孩子们面前，他更显得十分严肃。他处处按照儒家的伦理道德要求自己，谨守祖父开创的家风，既在道德上严格自律，注重内在修养，又不忘记社会责任，尽力为社会办事。他的生 活十分俭朴，没有任何嗜好，一辈子都是这样。梁启超曾经劝他不要太苦了自己， 现在有条件了，该享受的还是要享受。但梁宝瑛认为，无论什么时候都不能忘记勤俭、 朴素的家风，而且对后辈生活上的优越和安逸感到很担忧。
梁宝瑛的谦谦君子之风使他在茶坑村赢得了很高的威信，村中大小事务，几乎都要他去处理。他也以治理乡政为荣，尽心竭力地维护着茶坑村的社会安宁。广东濒临大海，素来民风剽悍，新会一带则赌博盛行，盗匪出没，械斗更被看作十 分平常的事。梁宝瑛为此常常感到痛心疾首，他说，这三种祸害不根除，乡里就 不会有和谐平静的生活。茶坑村与邻村东甲乡积怨三十年，一直得不到解决，经常发生械斗。起初，东甲人不大看得起茶坑人，以为茶坑穷，又没有获得科举功名的人。梁启超中举之后，闻名乡里，村里有人觉得可以扬眉吐气了。梁宝瑛却 认为，这正是和解的好时机，反对以此报复别人。他谦恭地带着儿子专程去拜访 与梁氏有宿怨的东甲人，拜谒他们的宗祠，执弟子礼，让东甲人非常感动。多年 的积怨、隔阂从此消除，双方变成了友好的邻居。这件事甚至影响到周围相邻的县、 乡，大家都为械斗而感到惭愧，纷纷请梁宝瑛去帮助调解纠纷。梁宝瑛也不辞辛劳， 乐此不疲。在他的不懈努力下，三十年中，不止新会许多乡村改变了械斗的风气， 就连附近香山、新宁、开平、恩平、鹤山等县，械斗之风也大为减少。梁宝瑛对 于治赌也颇有一套办法，他把赌和盗联系起来，认为清盗必先禁赌。在他的管理下， 赌具不能进入茶坑，对于野外或密室中的聚众赌博行为，他则冒着风雨，踏着泥 泞去劝阻，对赌博的人晓以利害，甚至哭着劝说他们。为此他落下一身疾病，却保证了一乡的安宁。茶坑村没有一个强盗，外面的强盗也不敢来此相扰，三十年 内，清乡的军队，其足迹没有到过茶坑。这都是梁宝瑛的功劳。梁启超大为感叹 ："孔子称仁者安仁，呜呼，吾先君子几近之矣。"（《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三十三，129 页）梁仲策先生认为，梁启超的这篇文章"皆实录，无溢美之辞"（《梁启超年 谱长编》，8 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