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这本笔记烧毁或藏起来，”他曾经说过，“小焦糖，为了你好，千万别打开看。如果你的处境糟糕透顶或是不知该怎么办时，为了你自己，就把它交给巴尔加斯吧。听清楚了吗？对我发誓，不论发生了什么事，千万不能翻开笔记本，对上帝发誓，对圣母发誓。到这里来，对你手上拥有的一切发誓。”
时间已经不多了。她的手表也忘了带出来，只是看着天色渐渐昏暗。街道上看似风平浪静，与平日无异的车水马龙，行色匆匆的行人，没有人在附近停下脚步。她穿上鞋子，放了十块比索在桌上，然后慢慢站起来，手里抓着袋子。回到街上时，她不敢去看镜子里自己的脸。
街角有个小孩在兜售冰水、香烟和报纸，全都摆在一个印了“三星”字样的包装纸箱上面。她买了一包法洛斯香烟和火柴盒，斜眼瞟了瞟孩子的后背，然后继续慢慢赶路。情势。一辆停下来的车，一名警察，一个打扫人行道的男子，这些都使她惊恐不已。后背的肌肉又开始作痛，她感觉嘴里有股酸味，高跟鞋引起的不适感又出现了。假如今天格罗看到她这副狼狈样，肯定会嘲笑一番。想到这儿，她不禁在内心咒骂起来。发生这一连串的不幸遭遇后，你的笑容跑到哪里去了啊，女孩？你那像男人一样的傲气和母狗般的勇气，上哪里去了啊？经过卖墨西哥卷饼的店铺时，她闻到烤焦的肉味，此时嘴里的酸味突然强烈起来，使得她必须停下来，快速钻到某个柱廊内，呕出仙人掌汁液。我熟悉库利亚坎这个城市。早在访问特蕾莎·门多萨之前，我就曾经在那里待过一阵子，那时我刚刚开始调查她的故事，手里握有的相关资料不过是零星的照片和报章剪辑，这项工作根本是个毫无把握的挑战。等工作告一段落后，我又重新回到这里，满脑子都是需要厘清的东西，而答案也差不多快揭晓了：事件，名字，地点。现在我就可以将资料整理完毕，不忽略任何不该遗漏或有用的地方。
或许应该说，这一切在很久以前就已经播下种子，就在和雷内·德尔加多的一场饭局上。他是墨西哥《改革报》的主编。我跟他算是老交情，当时我们都还是初出茅庐的记者，在采访推翻索摩查①的战争期间，住在尼加拉瓜首都马那瓜市内国际旅馆的同一房间。如今每当我来到墨西哥，我们都会见面，聊聊往日的时光与近况，数数对方多出来的皱纹与白发。而那一次，我们在圣安捷餐厅里品尝炒蚁蛋②和鸡肉口味的墨西哥卷时，他向我提出建议：“你是西班牙人，在那边的人脉很广。为我们墨西哥人写篇有关她的报道吧！”
我一边表示自己没什么兴趣，一边忙着不让卷饼的馅料溢出、沿着下巴淌下去。“我不当记者已经很久了。现在靠自己编故事，而且篇幅绝对不少于四百页。”
“那么就照你的方式去做，”雷内坚决地说，“就当做是一篇关于她的文学性报道吧。”
把手中的卷饼解决后，我们开始针对这篇报道展开赞成与反对的意见辩论，但到了喝咖啡、抽“胡立安一号”雪茄时，我还是拿不定主意，直到雷内威胁要叫流浪乐团过来演奏，我才愿意妥协。但是事情的发展往往超乎预料：帮《改革报》撰写一篇报道的打算，最后变成了个人的文学计划，而我的朋友非但没有因此不快，反而在知道这消息的第二天，就把手上所有墨西哥联络人的推荐名单都给了我，其中还有首都警方的资料，让我可以把不为人知的那几年挖掘出来。可是特蕾莎在西班牙那段时期的生活则无从得知，她在西班牙的那段过往，连在墨西哥都未曾公开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