汽车飞驰起来，挡泥板像张开的双翅一样，我们为半个阿斯托里亚街区带来光芒—只是半个，因为当我们在高架铁路的支柱中间穿行时，我听见一辆摩托车发出熟悉的“突—突—噼啪”声，接着看到一个气急败坏的警察行驶在我们车旁。
“好啦，old sport。”盖茨比说道。我们放慢速度。他从钱包里拿出一张白色卡片，在那个人眼前晃了晃。
“好吧，”警察满口应承，轻碰帽檐以示歉意，“下次认识您了，盖茨比先生。请原谅我！”
“那是什么？”我问道，“牛津的照片？”
“我帮过警察局长一次忙，他每年都给我寄一张圣诞贺卡。”
大桥之上，阳光透过钢架照得川流不息的车辆闪闪发光，河对岸的城市高楼耸立，但愿这些如糖块般堆积的白色建筑是用没有铜臭味的钱建造的。从皇后区大桥远眺，纽约城永远像初次出现在眼前，那第一次的惊艳蕴含着世上所有的神秘与瑰丽。
一辆装着死人的灵车从我们身边经过，车上堆满鲜花，后面跟着两辆拉着窗帘的马车，还有几辆亲友搭乘的车，气氛略为轻松些。死者的亲友朝车外望着我们，从那忧郁的神情和薄薄的上唇可以看出他们来自东南欧。我很欣慰在他们肃穆的送葬车队里还能看见盖茨比的豪华轿车。经过布莱克威尔岛的时候，一辆高级轿车从我们身旁经过，司机是个白人，车里坐了三个时髦的黑人，两男一女。他们冲我们翻了翻白眼，一副想要比试一番的傲慢神情，惹得我哈哈大笑起来。
“过了这座桥，什么事情都有可能发生，”我想，“什么事都有可能??”
连盖茨比这样的人物也会出现，不必大惊小怪。炎热的中午，我和盖茨比相约在四十二号街一家电扇大开的地下餐厅共进午餐。我眨眨眼，让外面街道上的光芒从眼前散去，然后模模糊糊地在休息室里认出了他，他正跟另一个人说话。
“卡拉韦先生，这是我的朋友沃尔夫山姆先生。”
一个鼻子扁扁的矮个子犹太人抬起大脑袋打量着我，他的鼻孔里长着两撮浓密的毛。过了一会儿，我才在半明半暗的光线中发现了他的两只小眼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