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维尔热爱文学创作，但因为家庭出身问题，不仅不能上正规高中，还总被人文学院拒绝，哈维尔悖谬地上了技术大学，后来，终于到了剧院工作，虽然不是理想中的导演、表演、创作这类角色，只是管道具。这些情况，说实话让我们听来一点都不“外国”，因为我们周围就曾经有过很多这样的事情，有个很好的朋友跟我们重复地抱怨过：“我们家有五个反革命，美术专科根本不录取，一块儿去考的时候，旁边的孩子只拿着一张照小人书画的小画，我拿了一卷正规的素描，结果他能上学，我不能。”
哈维尔第一部正式意义的剧作《游园会》首演的时候，是1963年，他27岁。和很多才华横溢的青年一样，年轻的哈维尔沉浸在对文学对社会问题的求索中。当时，他还担任了一份作家协会自由刊物的编辑，因为刊物的自由化，遇到很多阻力，所以，他们一直在积极为这份刊物的生存作斗争。那个时代的捷克，抗争的不仅仅是哈维尔，还有更多的作家、知识分子、民众。原以为结束“二战”终于获得了独立自由，但在苏联的“眷顾”之下，他们感觉到很多事情都事与愿违，加上经济陷入困境，政府和执政党也在针对各种问题和矛盾有所动作。1968年年初，杜布切克上台后，共产党开始了“人性面孔的社会主义”改革，不幸的是，苏联和华约组织成员国武装入侵捷克斯洛伐克，8月份改革就被迫终止了。这次改革是自上而下的政府改革，文艺界的年轻戏剧作家哈维尔不可能起到什么特别的作用，他只是众多参加民间活动的一个个人，本能地发出自己的呼声，他的呼声却深刻地触及了政治——1968年4月4日《文学报》刊登了《论反对派》，在这篇文章里，哈维尔提出两党制的建议。这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是很大胆的观点。但是，看看捷克的历史，1968年的50年前，捷克就是多党制；1968年的20年前，捷克也是多党制，所以，能提出这个观点，并不是说哈维尔有多少超越别人的创意，他最可贵的是，当发现社会上生活中每一个反常的情况，都用朴素的逻辑，穷追猛打寻找根源，不偷懒，也不故意绕路避过要害，这样就会发现事情的本来面目，然后形成自己的观点，然后他把自己心里的实话都说了出来，这同样因为他身上具有的知识分子的执著，不虚伪，也不用狡猾的方法故意回避要害。改革期间，捷克社会出现过几个月的自由空气，人们可以无所禁忌地开放说话，政治家和无名之辈交流，真理可以得到公开表述。看到这种的情况，哈维尔感到高兴也感到悲哀。悲哀和高兴如出一辙，我们很多时候也是这样，为社会上终于出现一种正常的风气而高兴，但稍稍反思就会发现，如此正常的事情，本来应该是平常的，但是，却因为社会的反常，结果，反常变成了见怪不怪，本来正常的好事情却变成少见的不平常的值得大惊小怪的好事情，这样的情况，到底是令人高兴还是悲哀呢？
苏联武装入侵之后，哈维尔从行动上真正参加了政治活动，也由此开始成为政治人物。他给捷克自由电台写评论和发言稿，还尽可能地参加大学和工厂的辩论、集会，用他的话说，度过了“一段奇怪而又痛苦的时期”。
他接下来的经历也是让我们听来并不新鲜的事，因为我们有着相似的历史阶段，哈维尔作品被禁、本人被监视和被劳动下放的年代，我们国家里也有很多领导干部、文化名人，甚至稍微有点独立见解的人，或者连见解都谈不上，仅仅是有人要借机会报复，或者连这些都谈不上，仅仅是没来由的坏运气，被人凑数，被迫离开原来生活的地方，被发配到遥远的边境农场，过着没有尊严甚至生命都朝不保夕的生活。1969年3月哈维尔在家中发现了窃听器，1974年哈维尔去了酿酒厂，也是这段时期，哈维尔的剧本纷纷在国外发表和演出，《思想越来越难集中》1970年在纽约百老汇上演，《同谋者》1974年在德国的温泉城巴登巴登首演，20世纪60年代他写的电视剧《天线上的蝴蝶》，1975开始在德国播出。著名的文章《给胡萨克总统的公开信》，在1975年签名寄出，信件的内容在捷克斯洛伐克境内当然不仅不会被公开，而且还涉罪，但是《给胡萨克总统的公开信》的英、法、德、意文版本都公开了——当然是在西方国家。到1976年这段时间，哈维尔创作的“地下”剧本很多，《乞丐的歌剧》、《审判》、《谒见》、《个人观点》、《山岳酒店》等。想象一下，如果当时从空中俯瞰欧洲陆地，铁幕东边的人们悄悄地写，悄悄地打印，悄悄地传播，像做贼一样悄无声息看点想看的东西，然后赶紧藏起来；铁幕西边的人，拿到同样的文字，如获至宝，但是他们开着汽车，大摇大摆地送到出版社出版，又大摇大摆地在剧院里彩排上演，而两边的人是同一个民族，或者曾经渊源很深的邻居，人类自己的政治把人类自己搞的多么奇特而古怪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