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宰的结束
1952年7月，布宜诺斯艾利斯。从阿伏拉内达到贝尔格拉诺，环绕着首都的烟囱吐出的黑烟，像不祥的预兆笼罩着天空。首都甚至整个阿根廷都处在焦虑不安之中。因为爱娃就要死了。一个伟大国家的权势极大的女主宰者，现在躺在她的金色宫殿一间禁止外人出入的房间里，只是同死神搏斗着的一个苍白的躯体了。全国人民都关注着这个女人的这场独特的搏斗。在一个国家的历史上，她破天荒地头一回从昵称进入了传奇。
爱薇塔就要死了，可是没有人确切地知道是什么疾病在吞噬着她。她所患的白血病是一个忌讳的话题。到目前为止，她算保全了面子。她否认了别人宣称她的情况恶化了的说法，竭尽力气到内阁露了面，并走到一个窗口向人们致意，但脸色蜡黄，一副似笑非笑的模样。这或许骗得了阿根廷，但骗不了死神。从7月9日起，谁也不再心存疑问。当布宜诺斯艾利斯庆祝完国庆节重新恢复平静，当阅兵式最后的步伐回荡过之后，当纪念阿根廷独立一百三十六周年最后的鞭炮响过之后，谎话就再也维持不下去了，因为穿着笔挺军装的庇隆将军，不得不单独主持了十万预备役军人的盛大阅兵式。他身旁没有爱娃。
傍晚传来第一条爆炸性消息：国家电台宣布“总统夫人的健康状况不令人满意”。从此，成千上万的男女开始天天在报纸上寻找那句简短的话：那是用两三个单词说明阿根廷第一夫人健康状况的一句话。这是不安、议论和各种预测的开始。晚上广播里没有像每天一样报道总统的官方活动。这意味着他取消了几次会见，以便待在妻子的病床边。
接下来便是沉默。一种令舆论充满疑问的沉默：首先，谁在给爱薇塔治疗她的医生们像她的疾病一样神秘莫测。人们很快猜测到有菲诺奇埃托大夫，他10月份给她做过手术，当下他推迟了其他所有的事。有伊瓦尼塞维奇大夫，即前国民教育部长，两年前他为爱娃做过盲肠切除手术。还有几位秘密抵达布宜诺斯艾利斯的瑞士医生，他们中有苏黎世的汉斯·施恩兹教授。
爱娃住所朝花园的门关闭着。这是一座很大的别墅，坐落在一个几乎见不到人的大花园中央。只听得见园丁们慢条斯理地剪枯枝的声音。仅有几位至交能够进去，其中包括通讯部长尼科利尼、新闻部秘书斯科德。大家都对爱薇塔的疾病守口如瓶。谈论她的疾病不止是不谨慎的问题，而是真正的大逆不道。
第二天是礼拜天，举行了数百场弥撒，为这位女病人的健康祈祷。整个官方的慈善机构都发动起来了。外交官们也都不安起来。法国大使决定取消一切欢庆活动。其他外交使团纷纷效仿。整个城市保持着沉默，像一家医院旁边的一条街道一样静悄悄的。
尽管一则公报说“情况稳定”，但谁都相信她的病情恶化了。每逢星期三举行的内阁会议7月16日没有举行。庇隆将军自14日上午以来就再也没有在他的玫瑰宫办公室露面。他坐在爱娃床边。这一回命运让他们更接近了，比所有官方照片上更真实地接近了；在那些照片上，他们强作笑颜，像挥舞一面旗帜一样炫耀着他们的幸福。在这个白色的房间里，只听得见护士们的软底鞋走动的声音，他们夫妻俩像头一回那样相聚在一起。那时，她是一位因为遭到她的国家上流社会拒绝而有点尖刻的少妇，他是一位有抱负的军官。他们身后的门一关上，他们就不再是阿根廷所憧憬的传奇英雄，不再是南美洲的神圣伴侣。“庇隆成就大业，爱薇塔建树崇高”，墙壁上的所有宣传标语都这样写着。她有着金色的头发，玫瑰红的衣裳；他满脸喜气洋洋。现在她的脸消瘦了，她的头搁在枕头上，一动不动地躺着。他神情严肃，知道她只能活几个星期了。
但是日子一天天过去，什么事也没有发生。“爱薇塔就要死了”，整个国家不断重复着这句话，什么事也干不了，除了给她建纪念碑、给她授勋。然而，7月18日一则公报承认：“爱娃·庇隆的身体明显衰弱。”这个消息迅速传遍全国。人们成群结队停留在她的住宅前面。只见里面出来几个通讯员，骑着摩托向不知什么目的地疾驰而去。这一次公路交通完全中断了。傍晚时分，人们恐慌地从报纸和广播里获悉，最后的时刻就要到了。可是这是一条假消息。爱娃被戴上了氧气罩。她有所反应，甚至向数日来待在她身边的丈夫和母亲说了几句话。
第二天，总工会准备举行一次规模宏大的弥撒。这次弥撒打算在布宜诺斯艾利斯市中心矗立在7月9日大街的雄伟的方尖碑下举行。20日星期天，天刚亮就有许多代表团乘着卡车来了。女病人的主要业绩——爱娃·庇隆基金会——来自那的护士们在左右两边坐下来。她们的蓝色制服在灰色的雨中十分显眼。主持仪式的神甫赞扬爱娃·庇隆是“伸张正义的时代的第一个殉道者”。
爱娃的忏悔师贝尼特兹神甫最后引用《福音书》的话说：“你为穷苦人所做的一切，也是为我本人做的。”不过即使死亡也无法使一个国家的生活停下来。21日星期一，庇隆将军疲惫不堪地出现在他的办公室里。首都的生活仍在继续，只不过变得沉郁了些，不再上演某些轻松的剧目。在布宜诺斯艾利斯巡回演出的法兰西喜剧院，选择在海报上打出《王后之死》，作为一种嘲讽的敬意。22日星期二，在爱娃的房间里举行了一个私密的仪式。庇隆将军把圣马丁解放者勋章的大项圈授予妻子。这是珠宝工艺的一件杰作，上面有七百六十三颗钻石和三千八百二十一件黄金和白金饰品。这是为爱娃的收藏增添的最后一件宝物。
全国到处都在建爱娃纪念碑。尽管下着雨，但仍有成百上千的妇女挤在她那座关闭的宫殿的大门外，被动地等待着。只有几辆汽车悄悄地从附近的大街上驶过。路灯柱上挂着牌子，要求司机们不要鸣笛。
7月25日星期五，垂死者接见了她的忏悔师，声音微弱地对这位伤心的高级教士说：“没有必要哭。我非常幸福。上帝给了我这个可怜的女孩子世间所能给予的一切。”
7月26日星期六上午，她把母亲、哥哥和几个姐姐叫到身边，对他们说：“帮助我祈祷吧，我如果能挺过这个礼拜，就得救了。”但是在最后清醒的意识中，她摇摇头，说了一句：“不过有什么用呢，这个消瘦的女人走啦。”
17点钟，爱娃·庇隆陷入昏迷。她的心脏病科医生不时为她诊脉。19点40分，爱娃当着她母亲、哥哥、几个姐姐和庇隆的面断了气。新闻部长决定等到遗体处理好了才宣布这个噩耗。1952年7月26日20点25分，电台宣布爱娃去世。
在阿根廷，生活停止了。似乎是为了更好地标明这个悲剧性的时刻，人们让这个国家的时钟在20点25分停下来。全国丧钟齐鸣。一场大雨猛扑向布宜诺斯艾利斯。电台播放着宗教音乐，而庇隆决定中止一切官方活动48小时，举国哀悼30天……
所有地方,包括餐馆、剧院、探戈夜总会里的一切都中止了。棚屋里都点亮了蜡烛。一部分阿根廷人仿佛变得呆傻了，其他的阿根廷人则拼命哭泣。
可是，他们哭的是什么人呢像庇隆主义者们的宣传所讲的那样，是哭“国家的精神领袖，劳苦大众的殉道者，被遗弃的人的保护者，无产者的卫士，贫穷而年轻的阿根廷的象征，渴望建成一个新社会的建设者，只有癌症能把她打倒的女斗士”，还是在一个寻求认同的国家里为自己铸造了一个神话并因此找到了自己最好角色的一位失败的女演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