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论高度赞扬毛泽东，其实是为下面这两句话作铺垫：
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拥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
这两句话，也就是著名的“两个凡是”。这两句话，是华国锋执政方针的最高度的概括。这两句话也表明，虽然毛泽东逝世了，华国锋成为不是毛泽东的“毛泽东”，他坚决维护毛泽东的一切决策，内中主要是维护毛泽东晚年的“左”的错误。
全国各报都转载中央两报一刊这篇社论。一时间，这篇社论成为中国亿万人民的学习文件。
这篇社论是以中央两报一刊名义发表的，令人奇怪的是，中央两报一刊却没有一个人参加这篇社论的起草，甚至事先不知道！
据《人民日报》当时的副总编辑李庄告诉笔者，他在1977年2月6日接到通知到“中共中央宣传口”开会。“中共中央宣传口”在北京钓鱼台召集这次紧急会议，出席会议的是中央新闻单位的负责人。
李庄记得，到了那里，耿飚宣布：“中央决定发表一篇社论，以两报一刊署名。今晚广播，明天见报。”接着，耿飚说：“我现在读一遍。”
这就是说，社论是由“中央”事先写好的，只是借用两报一刊的名义发表罢了，所以要当着两报一刊的负责人的面念一遍，打个招呼。
李庄是作为《人民日报》负责人出席会议的。
代表《解放军报》的是“副口长”华楠，此时他兼任《解放军报》总编辑。另外，还有一位《解放军报》副社长出席会议。
代表《红旗》杂志的是王殊。他是“副口长”，同时又是《红旗》杂志总编辑。
耿飚所念的，就是这篇《学好文件抓住纲》。
念完之后，由于这篇社论来自“中央”，作为在场的两报一刊的负责人李庄、华楠、王殊还能说什么呢？
其实，就连耿飚也只能照本宣科而已。据云，耿飚曾对人说：“发表这篇文章，等于‘四人帮’没有粉碎。如果照这篇文章的两个‘凡是’干，什么事情也办不成。”尽管耿飚不同意这篇社论的观点，但是他作为“中共中央宣传口”的负责人，只能照本宣科，奉命执行。
据王殊告诉笔者，当时他刚从国外回来不久，对于国内的错综复杂的斗争不太了解，所以他当时并没有看出社论有多大问题。
据李庄回忆，会议只开了十来分钟就散会了。这十来分钟，也就是耿飚把社论从头到尾念了一遍，大家无言而散。
出了会议室，《解放军报》副社长问李庄：“这篇两报一刊社论，你们是哪位同志执笔的？”
李庄答道：“我们根本不知道这件事。你们呢？”
那位副社长只好苦笑道：“如此说来，是上边交发的，这次又‘贪天之功’了。”
“上边”，又是谁写这篇社论的呢？
2月4日——也就是在“中共中央宣传口”会议之前两天，主管宣传的汪东兴在社论的清样上写下一段这样的批示：“这篇文章，经过李鑫同志和理论学习组同志多次修改，我看可以用。”
这篇文章，是由“中共中央宣传口”的“副口长”李鑫所领导的中央理论学习组在北京玉泉山事先起草的。
这篇文章经华国锋亲自审定，终于在1977年2月8日以中央两报一刊社论的名义发表了。
从此，“两个凡是”成了华国锋施政的核心理论。
其实，“两个凡是”的真正始作俑者，当推林彪。笔者查阅了“文革”前夕——1965年12月30日至1966年1月18日，解放军总政治部在北京召开全军政治工作会议的政治报告。报告引用了林彪的一系列“名言”：
毛泽东思想是当代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顶峰。
毛主席的书，是我们全军各项工作的最高指示。
（毛主席的话）句句是真理，一句顶一万句。
报告指出：
凡是毛主席指示的，就要坚决拥护，坚决照办，上刀山下火海也要保证完成。凡是违背毛主席指示的，就要坚决抵制，坚决反对。
所以，“两个凡是”的“首创权”，不是属于华国锋，而是属于林彪。
所以，华国锋的“两个凡是”，实际上是林彪的“两个凡是”的翻版。
《人民日报》当时的总编辑胡绩伟回忆说，《人民日报》奉命发表《学好文件抓住纲》，“这不是盲目服从，而是睁着眼睛、违心地服从”。
中央两报一刊社论《学好文件抓住纲》，是为即将召开的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作舆论准备；中共中央工作会议又是为中共十届三中全会作准备；中共十届三中全会则是为中共十一大作准备。
中央两报一刊社论提出“两个凡是”，实际是要把“两个凡是”作为中共十一大的政治路线。
两报一刊社论《学好文件抓住纲》发表之后，众多读者来信来电，对“两个凡是”提出质疑，提出尖锐的批评。
《人民日报》总编辑胡绩伟说：“这篇社论使党中央在人民中失而复得的威信，又一落千丈了！”
自从中央两报一刊社论提出“两个凡是”之后，中国围绕“两个凡是”，展开了一场错综复杂的斗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