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是，毛泽东又面临第五次选择接班人。然而，这时的毛泽东已经步入风烛残年，他第五次指定接班人时已经十分匆促。
毛泽东1976年4月7日提议华国锋任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明确华国锋的接班人地位，5个月后他就病逝了。
纵观毛泽东五次指定接班人的过程，可以看出：前两次很从容，是经过长期考虑、观察的；自从1971年“林彪事件”之后到1976年毛泽东去世，这5年间毛泽东三易接班人，一次比一次仓促。
1953年3月5日斯大林逝世。3月6日，马林科夫按照斯大林生前的安排接班，出任苏共中央第一书记。才半个月──1953年3月20日，马林科夫就辞去了苏共中央第一书记的职务。赫鲁晓夫成了苏共中央书记处的实际领导人。
毛泽东认为，由于马林科夫的资历太浅，所以在斯大林去世后就让赫鲁晓夫夺取了大权。
毛泽东从斯大林那里吸取教训。他发动“文革”的目的，便在于防止出现赫鲁晓夫式的人物，他把自己指定的接班人刘少奇作为“中国的赫鲁晓夫”打倒了。然而，林彪的反叛，使毛泽东乱了方寸。在林彪之后，毛泽东频繁地更替接班人，实际上在步斯大林的后尘。
毛泽东在1976年4月7日指定华国锋为接班人时，提议华国锋担任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
毛泽东在1956年中共八大时，只是提议刘少奇担任中共中央副主席，并不加“第一”两字。在前面已经引述过毛泽东跟熊向晖的谈话，毛泽东如此说：“我们的副主席有五个，排头的是谁呀？刘少奇。我们不叫第一副主席，他实际上就是第一副主席，主持一线工作。”这是因为自从中共七大以来，刘少奇就已经是毛泽东的接班人。所以尽管中共八届一中全会选出的中共中央副主席有四位，但是刘少奇在四位之中的第一地位是不言而喻的，也就大可不必加上第一两字。
在中共九大，林彪成为唯一的副主席，也就不必加“第一”了。
在毛泽东提议华国锋为中共中央副主席时，身为中共中央副主席的还有王洪文和叶剑英。王洪文早于华国锋担任中共中央副主席，叶剑英的资历之深非华国锋所能相比。所以毛泽东必须给华国锋加上“第一”，才使华国锋的接班人身份变得十分明确。
1976年华国锋被毛泽东指定为接班人时55岁，而1949年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时毛泽东56岁。
毛泽东对于华国锋，确实“你办事，我放心”。毛泽东期望1976年的华国锋成为1949年的他，能够按照他的路线把他的未竟之业继续向前推进。
不过，毛泽东也深知，中国共产党是世界第一大党，中国是世界人口最多的国家，作为中国共产党的领袖，作为中国的领袖，必须具备极高的声望。华国锋虽然为人忠厚，但是作为领袖资历尚浅，不孚众望。
正因为这样，在毛泽东病重之际，在确定了华国锋为接班人之后，自知余日不多，在1976年4月曾作过这样的“最高指示”：“要造这个舆论，要宣传华国锋同志，要使全国人民逐步认识华国锋同志。”
毛泽东说这段话，正反映了他选择华国锋为接班人时，显得局促，以至要“全国人民逐步认识”这位接班人。毛泽东希图通过“宣传华国锋”以提高华国锋的声望。
1976年6月15日，病重的毛泽东召见华国锋、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以及王海容，说了一番类似“临终嘱咐”的话：
人生七十古来稀，我八十多了，人老总想后事，中国有句古话叫盖棺定论，我虽未盖棺也快了，总可以定论吧！我一生干了两件事，一是与蒋介石斗了那么几十年，把他赶到那么几个海岛上去了，抗战八年，把日本人请回老家去了。对这些事持异议的人不多，只有那么几个人，在我耳边叽叽喳喳，无非是让我及早收回那几个海岛罢了。另一件事你们都知道，就是发动“文化大革命”。这事拥护的人不多，反对的人不少。这两件事没有完，这笔遗产得交给下一代，怎么交？和平交不成就动荡中交，搞不好就得血雨腥风了，你们怎么办，只有天知道。
毛泽东最后几句话说得那么悲凉，说到了“动荡”，说到了“血雨腥风”，说到了“天知道”，就因为毛泽东知道在他死后，华国锋未必压得住阵脚。毛泽东早就说过，他死后，江青会闹事。他也明白，华国锋未必斗得过江青。所以，他把华国锋和被他称之为“四人帮”的四个人一起召来，说了那番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