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刚刚拘捕了“四人帮”之后，叶剑英为什么马上从唐山抗震现场急调迟浩田进驻人民日报社呢？叶剑英看中迟浩田，是因为迟浩田也有着“文官”经验：
那是1971年9月13日爆发“林彪事件”之后，迟浩田被派往解放军报社，担任副总编，分管政治工作。在“文革”中，《解放军报》是中央两报一刊中的“两报”之一，其地位仅次于《人民日报》。《解放军报》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机关报。
迟浩田一进解放军报社，就感到事情颇为棘手。内中最为棘手的要算是“萧力”问题。
“萧力”何许人？毛泽东和江青所生的女儿李讷也。“萧力”，也就是“小李”的谐音。李讷姓李不姓毛，其原因便是由于父亲毛泽东在中国如日中天，姓毛太不方便，而江青本姓李，所以女儿用李姓。但是，即便叫李讷，后来也广为人知。于是，在“文革”中用了“萧力”之名。
李讷于1959年秋考入北京大学历史系，1965年夏毕业后，她被分配到《解放军报》当编辑。在“文革”的浪潮中，1966年盛暑，在毛泽东《炮打司令部》的感召下，李讷在《解放军报》也“炮打司令部”。她以“萧力”之名，写了批判当时《解放军报》总编赵易亚的大字报。赵易亚下台了。众望所归，26岁的“萧力”成了《解放军报》总编辑。
“萧力”当了《解放军报》总编辑不久，又被毛泽东指派为联络员，去做别的工作去了。“萧力”在《解放军报》工作期间，曾发生过所谓的“绑架”事件。这一事件被说成是“反‘萧力’就是反江青、反毛主席”，一下子使《解放军报》不少人蒙受冤屈。
迟浩田进入解放军报社之后，便着手解决所谓“绑架”事件。他经过调查，认定那是一个假案。可是，要解决这一假案却不容易，因为这案子是江青过问的，必须经江青同意才能解决。
迟浩田勇于负责。他把这一情况向《解放军报》当时负责人张志以及解放军总政治部副主任田维新作了认真的汇报。后来，又经当时的总政治部主任李德生力争，终于闯过江青这一关，使《解放军报》蒙冤的干部得以平反。
迟浩田在解放军报社工作了两年。他在那里平反冤假错案，受到人们的称赞。可是，后来居然被打成“翻案大队长”、“还乡团头子”、“批左英雄”。
尽管如此，当时主持中央军委工作的叶剑英却非常看重迟浩田。
正因为这样，在粉碎“四人帮”的关键时刻，叶剑英“点将”迟浩田，派这位有过报社领导经验、与“四人帮”作过坚决斗争的将领前往人民日报社。
于是，迟浩田被任命为《人民日报》工作组组长，副组长则为《北京日报》总编辑孙轶青。迟浩田一进人民日报社，下令逮捕了《人民日报》原总编辑鲁瑛。
迟浩田率领工作组进驻人民日报社之后，当即在《人民日报》领导层中宣布了逮捕“四人帮”的消息。当时的《人民日报》副总编李庄回忆，迟浩田是这样宣布的：
告诉大家一个大快人心的消息，“四人帮”被打倒了，过去领导《人民日报》的那个人不行了，他们在《人民日报》的一系列严重罪行必须彻底清算。
迟浩田宣布：“《人民日报》从现在起要听党中央指挥，执行正确路线。”不言而喻，迟浩田所说的“党中央”，就是以华国锋为首的新的中共中央。
迟浩田严正警告：“谁唱反调，逆历史潮流而动，谁就没有好下场。”
迟浩田规定了纪律：“中央未公布此事前，不能乱传，严守岗位。”
迟浩田担任《人民日报》工作组组长兼第一总编辑达一年零20天。直至1977年10月28日才奉命调离人民日报社，担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
李庄记得，迟浩田在人民日报社工作的日子里，上上下下都喊他“老迟”。迟浩田和大家一样，在食堂里排队买饭。李庄称迟浩田所率的工作组，是进驻人民日报社最后的一个工作组，也是最好的一个工作组。
除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和《人民日报》分别由耿飚、迟浩田进驻之外，新华社和《红旗》杂志作为重要的“喉舌”，也撤换了领导。
由于耿飚是当时中共中央宣传部门的总负责人，而他来自外交界──他原本担任过外交部副部长、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部长，他大批调集驻外大使和外交人员，“进驻”宣传部门。
据原驻德国大使王殊告诉笔者，这出于两种原因：第一，耿飚熟悉外交界的干部；第二，外交官们长驻国外，一般来说，跟国内“四人帮”体系没有太多瓜葛。
一时间，出现了“大使当总编”的史无前例的有趣现象。驻德大使王殊便在那时当上了《红旗》杂志的第二任总编辑。
《红旗》杂志作为中共中央的理论刊物，在1958年6月创刊时，总编辑是陈伯达。1970年9月，陈伯达被撤销总编辑之职。此后，《红旗》杂志虽然仍在出版，但是总编辑空缺。
粉碎“四人帮”之后，王殊自1977年1月起担任《红旗》杂志总编辑。
1977年12月，担任过驻阿尔及利亚、南斯拉夫、法国大使的曾涛，接替朱穆之，出任新华社社长。
1949年，新华社的首任社长是陈克寒。从1952年12月起，社长为吴冷西。吴冷西在1966年6月下台，由熊复继任。半年后，熊复下台，胡痴、王唯真曾先后担任过代社长。1972年9月，朱穆之被任命为社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