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枪不必带了，”我说，“但是须有你的手令。”
他说：“好！”当即提笔给当时的广播事业局局长邓岗写了一道手令：
“邓岗同志：为了加强对广播、电视的领导，中央决定，派耿飚、邱巍高同志去，请你们接受他俩的领导，有事直接向他们请示。华国锋。10月6日。”
“光我们两个去还不行，”我说，“请你把守卫广播事业局的警备一师的副师长找来，和我们一起去。”
出发前，华国锋同志对我说：“一切交给你去办了。总的原则是可以采取处理林彪事件的办法，内部已发生了变化，但外面不要让人看出异常来。”
我、邱巍高和警备一师副师长王甫三个人到达广播大楼时已将近晚上10点钟了。
我们从警备部队中挑选了20名战士。
我带着10名战士直奔局长邓岗的办公室。
他看完华国锋手令，好久不说话。
我见他在思索犹豫，就对他说：“你如果想给姚文元打电话请示，也可以。”
他似乎明白了我话中的含义，连忙说：“没必要了。”
我接着说：“那好，请你把领导班子的人统统找到你办公室，就说有事要商量。”
邓岗召集来的广播局核心小组成员有11位。在这个会议上，我把华国锋手令念了一遍，要求大家遵照党中央的指示，把工作做好，23点40分，邓岗又召集各部门领导的紧急会议，传达了中央的指示。
接着，我给华国锋同志打电话报告：“已经控制住了，领导人都在我这里，你放心。”
据邱巍高同志后来告诉我，他当时作了四项布置：
第一是控制电台的要害部位，如直播室、机房、制高点等，加强了岗哨和验证；第二是保持电台秩序的稳定，内紧外松，不要让别人看出异常来；第三是保证所有进驻人员的安全；第四是对警备部队进行教育。
10月6日晚上的事，第二天在广播事业局内部一传十、十传百，很快就全知道了。广大干部和群众对粉碎“四人帮”的行动是衷心拥护和非常高兴的。个别人思想上比较紧张，但表面上也很正常。
我们奉命夺回在这个重要宣传阵地的领导权，总的来说比较顺利，取得了这场特殊战斗的重大胜利。
后来有的文章说耿飚带了多少军队去占领电台，其实这是误传。
14日，党中央公布了粉碎“四人帮”的消息，我完成了党中央交给的任务，随后撤离了中央广播大楼。
1984年6月，耿飚在接受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的采访时，也回忆了1976年10月6日那个不平常的夜晚的不平常的经历，其中有的细节是《耿飚回忆录》中所没有的：
我正在家等着，华国锋果真来电话了，要我马上到怀仁堂去。我知道开始行动了，放下电话就往怀仁堂赶。大概是9点左右到的。一看叶帅也在那里。我问：“解决了吗？”叶帅点点头：“已经解决了。”我高兴地说：“太好了！”华国锋走过来说：“斗争刚开始，还不能太乐观。”于是，他就让我去占领中央广播电台。叶帅伸手指着我，严肃地叮嘱道：“快去！一定要赶快控制直播室！”我望了望四周，问：“人呢？我带谁去呀？”华国锋说：“我这里没人，等一会儿卫戍区的邱巍高同志和你一块去。怎么接管，你俩想办法。”说完，他又俯在桌上写了张条子，递给我说：“你把这个交给邓岗，就说这是中央的决定。”我接过纸条看了看，上面写的大意是：邓岗同志，为了加强广播电台的领导，现派耿飚同志前来负责电台工作，你们要服从他的领导。最后是华国锋的签名。仅仅就这么几句话，向我交待完任务，华国锋和叶帅就出去了。不一会儿，北京卫戍区副司令邱巍高来了。我把中央决定接管电台的事简单说了一遍。随后我问：“你带武器没有？”他说：“没有。”我说：“不带枪不行，你马上找两支手枪，咱俩一人一支。”他答应一声出去了。工夫不大，就拎着两支手枪回来。
我俩把枪挎在身上。邱巍高有些担心地问：“就咱们俩人行吗？”我问：“你下面有部队没有？”他说：“卫戍区在电台大楼有一个营。”我又问：“这个营属于那个团？”他说：“三团。”我说：“你马上把这个团的团长找来，让他跟我们一块行动。”于是，邱巍高又立刻打电话把一个姓王的团长找来了。我一看时间不早了，就带着他们两人乘一辆吉普车，直奔中央广播电台。在车上，我把考虑好的行动方案说了一下，他俩都同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