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跟叶帅谈话的内容，据他对我讲，叶帅给他看了毛主席关于“四人帮”的一些讲话的内容，然后叶帅跟他讨论了如何处置“四人帮”的问题，是采用党内斗争的方式，还是采用特别的非常手段的方式？
当时，我的父亲和叶帅深入地交换了意见。他明确地表示，对“四人帮”的斗争，这是一场关系到党和国家命运的大事。
回家之后，他显得很兴奋。
此外，王震也直接参与了联络工作，奔走于叶剑英、邓小平、陈云之间。
在本书初版中曾经写及，当时，因“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而软禁在北京宽街邓宅的邓小平，曾经在王震的联络之下，秘密会晤了叶剑英，商谈关于解决“四人帮”的问题：
据王震回忆，一天吃过早饭，他去看望邓小平。邓小平正在院内散步。主人喜出望外，亲自迎接到门口。他照例恭恭敬敬地鞠上一躬，问候邓小平同志身体健康状况和生活起居。主人关切地问了问“外边”的情况之后，打听起叶剑英来。
“叶帅那里，你最近去过吗？”
“常去。”
邓小平稍微思索一下，接着提出了一连串的问题：
“叶帅现在常住在什么地方？”
“他每天的起居活动是怎样安排的？”
“身体怎么样？”
“什么时间精神最好？”
……
王震一一作答，告诉邓小平，主席逝世前后这一段，叶帅从西山下来，来往于小翔凤和二号楼之间。
邓小平点了点头，没有再说什么。王震事后知道，第二天邓小平连电话也没有打，竟单独去看望了叶剑英。他冒着极大风险，悄悄来到叶帅住地。
两位老革命家坐在元帅的书房里，悄悄地交谈着。邓小平嘱咐叶剑英，一定要多找老同志谈话，听听群众呼声。
他们对斗争形势的发展和如何解决“四人帮”问题交换了看法。邓小平对叶剑英必能“收拾残局”抱以极大的期望。
但是，邓小平的女儿邓榕否认了父亲在粉碎“四人帮”之前、在被软禁期间曾经秘密会晤叶剑英。邓榕引述了有关的书报上的描写：
关于邓小平1976年在被软禁时“失踪”去见叶剑英这一传说的由来，《邓小平在1976》中虽未说明，但该书提到，由范硕撰写的《叶剑英在1976》中写到过：“这一天，邓小平选择了一个最佳时间，以‘上街看看’为名，冒着极大风险，悄悄来到小翔凤叶帅的住所……对斗争形势的发展和如何解决‘四人帮’问题交换了看法。”《邓小平在1976》一书中还提到：“据多年跟随叶剑英的一位秘书在撰写的一篇回忆文章中说：‘那天，邓小平离开小翔凤时，手中握着一张9月16日刊有两报一刊社论的《人民日报》。’”
邓榕指出：
那时小平同志正被软禁，完全没有行动自由，根本不可能偷偷出来去会晤叶剑英。邓小平与叶剑英的会晤，是在粉碎“四人帮”以后，1977年春节前后。
由于陈云提到了李先念的重要作用，笔者注意到《李先念文选》第157条注释：
1976年10月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执行党和人民的意志，毅然粉碎了这个反革命集团（引者注：指“四人帮”）。在这一斗争中，华国锋、叶剑英、李先念等起了重要作用。
是年9月，毛泽东逝世，江青反革命集团加紧夺取党和国家最高领导权的阴谋活动，许多老同志对此深感忧虑并酝酿解决办法。9月21日，华国锋到李先念住处，商讨解决“四人帮”问题，认为同他们的斗争不可避免，并请李先念代表他去找叶剑英，请叶剑英考虑以什么方式、在什么时间解决为好。9月24日，李先念到叶剑英住处，转达了华国锋的意见，并同他研究此事。
《李先念文选》注释中所说的“9月21日，华国锋到李先念住处”，按照2004年出版的吴德回忆录，则应是9月11日。而李先念到叶剑英处，也不是“9月24日”，应是9月13日。吴德是粉碎“四人帮”的重要当事人，应当说，他的回忆更加准确，而且充满细节：
9月11日，华国锋借口身体不好，要到医院去检查。“四人帮”当时对华国锋的行动是很注意的，是紧紧盯住的。华国锋离开治丧的地方给李先念同志打了电话，说：“我到你那里，只谈五分钟。”李先念说：“你来吧，谈多长时间都可以。”……
华国锋到李先念家，他一进门就很紧张地说：“我可能已被跟踪，不能多停留，说几句话就走。现在‘四人帮’问题已到了不解决不行的时候了。如果不抓紧解决，就要亡党、亡国、亡头。请你速找叶帅商量此事。”华国锋说完后即匆匆离去。
李先念受华国锋委托后亲自给叶帅打电话说要去看他，叶剑英在电话中问：“公事，私事？”
李先念说：“公私都有，无事不登三宝殿。”
叶剑英说：“那你就来吧。”
9月13日，李先念到叶帅处转达华的委托。为了避免被“四人帮”发现，李先念同志也采取了跟华国锋相似的办法，他先到香山植物园游览，发现没有异常情况后才去见叶帅。
华国锋同志告诉我，当时叶剑英同志非常谨慎，他没有与李先念同志商量如何解决“四人帮”的问题。华国锋同志还对我说过，他还在11日找了汪东兴同志商量此事，汪东兴表示坚决支持华国锋解决“四人帮”问题的意见。
华国锋告诉我，叶剑英同志为了商议解决“四人帮”的问题，曾两次到他的家里。
从以上种种对于当事人的采访以及权威性的《陈云文选》、《李先念文选》中的文章，大致上使云遮雾障的“中国的十月革命”变得透明起来。
据云，李先念在1976年9月13日“参观”北京西山植物园时，“顺道”去了西山15号楼，看望叶剑英。叶剑英连忙打开了收音机──富有地下工作经验的叶剑英，担心有人窃听。在响亮的收音机广播声中，叶剑英和李先念进行低声密谈，李先念向叶剑英转达了华国锋的意见……
在《邓小平文选》中，邓小平在1980年8月，则是这样回答了意大利女记者奥琳埃娜?法拉奇的提问：
奥：很显然，只有在毛主席逝世以后才能逮捕“四人帮”，到底是谁组织的，是谁提出把“四人帮”抓起来的？
邓：这是集体的力量。我认为首先有四五运动的群众基础。“四人帮”这个词是毛主席在逝世前一两年提出来的。一九七四年、一九七五年，我们同“四人帮”进行了两年的斗争。“四人帮”的面貌，人们已看得很清楚。尽管毛主席指定了接班人，但“四人帮”是不服的。毛主席去世以后，“四人帮”利用这个时机拼命抢权，形势逼人。“四人帮”那时很厉害，要打倒新的领导。在这样的情况下，政治局大多数同志一致的意见是要对付“四人帮”。要干这件事，一个人、两个人的力量是办不到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