筛选证据
以上所述是证据的掌握先于主题选择的若干事例。即使真是如此，也仍然有更多的证据有待查访。现代的档案管理人和图书馆员，每年都得为成堆的书籍和文件寻找放置空间。倘若有人以为历史研究苦于有过多的证据，实可理解。有时实际状况难免如此，然而大多数情况下，历史学家总是为缺乏相关资料而感到灰心。虽非必然，但一般来说，上溯的时间越久远，证据越稀少。罗马帝国的相关文献还算充分，相形之下公元500年到公元1000年之间的欧洲史，留下的文献就相对很少。另一方面来说，20世纪的文献汗牛充栋。然而这只是表面现象，由于电话时代的到来，许多重要交谈根本不曾留下纪录。就这方面来说，19世纪期间，即使在同一栋大厦之内，人们也彼此以便条来往，显然对历史学家还比较仁慈。搜求适当证据的艰难，最好的例子莫过于让你试着撰述你自家百年来的历史。若干证据出自记忆，有些是照片、信件、日记，有些则是意外保存的剧院节目单、火车票等。大部分你能组织在一起的材料，最后会发现是依赖于单一资料来源的支持，某人的收藏品、某本日记或某封信件。然而历史学家却知道，至少也得有一个其他不同来源的资料的支持，否则上述证据就不足以采用。你所拥有的证据之中，有多少可以用这种方式检验？当然，历史学家必须检验所有可能相关的证据，将有用的证据从不太有用的证据中筛选出来。历史学家从不因此而有所抱怨。真正令历史学家烦恼的倒是有人已经为他整理好资料，一种胡乱的整理，留给历史学家的只是一堆无用之物，反而将他确实需要的资料堙没无痕。历史学家对相关性的判断也非绝无谬误。大部分历史学家都有这样的经验，在阅读、抄写及注释资料上花费相当时日，日后却发现前时所为对他的工作无任何价值。相反的情况一样令人沮丧。经常的状况是人们在较靠后的阶段需再次审阅自认曾经详细研究过的文献。倘若文献存于自家附近，或许不太困难。然而它却经常被收藏在另一个城市，甚至有时是保存在另一个国家，或另一块遥远的大陆。卡尔曾说历史是历史学家与历史事件之间无休止的互动过程。E.H.Carr（1964），p.30.若是一方是在三四千英里外，互动恐怕没那么容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