值得注意的是，尽管资产负债表上反映的若干比率并不比过去的商业周期中反映的数据更高，表外业务的杠杆率却在快速提高，并在2007年危机前的杠杆率抬升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资产支持商业票据（ABCP）市场中的许多类产品（如结构性投资工具、债务抵押债券、一次性资产支持商业票据以及证券套利项目）在此期间在美国和欧洲都有指数级增长。资产担保债券在提高杠杆率方面作用显著，尤其是在西班牙，发行额从2000年的不足100亿欧元增加到2005年超过1250亿欧元。能够获得这样显著的增长，关键在于允许对此类资产进行低风险评估的立法让银行可以扩大对流动性风险的暴露。在危机酝酿期间，杠杆率的提高放大了核心国家的资产回报率。
此外，银行资金的迅速增加和利率的下降造成消费信贷的大幅增长；在希腊、爱尔兰和西班牙，此类资金被大量引入房地产市场（见图4－4）。结果导致从1997年到2007年，爱尔兰的房产价格年均涨幅达到12.5%，希腊达到9%，西班牙为8%，而美国在泡沫时期的年均涨幅不过4.6%。同期，建筑业在全部产出中所占的比重在西班牙从9.8%提高到13.8%，爱尔兰从7.9%提高到10.4%。希腊的建筑业在全部产出中的份额在2000年为6%，2006年提高到7.1%。而在美国，建筑业在全部产出中的比重不过是从4.6%提高到4.9%。流入房地产市场的资金培育了泡沫，泡沫的破灭则引爆了经济危机。
房地产投资和消费繁荣（至少在短期）并非没有好处。例如在希腊，1980~1997年的年均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仅有1.1%，是后来的欧元区国家中最慢的，但在此后10年却提高到4.0%，在欧元区中排名第3。西班牙1997~2007年的年均经济增长率达到3.8%，比1980~1997年高出1.3个百分点。爱尔兰在1997~2007年的经济增长率最高，达到6.8%，与1980~1997年已很出色的4.6%的水平相比仍显著提高。只有葡萄牙的平均增长率下降，从1980~1997年的3%下滑到1997~2007年的2.3%，这是因为葡萄牙的竞争力不足所致，有很多证据表明：葡萄牙的商业环境很差，并且在启用欧元之后继续恶化。
资金在欧洲国家内部以及对外的自由流动、较低的借款成本、通过杠杆获得流动性的便利、核心国家银行向外围国家的贷款增加以及汇率风险的消失，这些因素给人们带来了能在低风险环境下实现繁荣的错觉。这种繁荣的感觉是虚幻的，因为它并没有伴随着生产率的提高或商业环境的改善，而它们才是长期可持续增长的基础。事实上，由金融监管放松和欧元启动带来的外围国家的资金流的突然充裕，还导致那些在启用欧元之前已经受到不利影响的国家的国际竞争力进一步下降。
竞争力被削弱的一个因素是，外围国家由于虚假繁荣造成了工资急剧上涨。希腊的单位劳动力成本在2001~2011年提高了33%，意大利提高了31%，西班牙提高了27%，而爱尔兰提高了20%，相比之下，美国的涨幅是11%，德国仅为0.9%（见表4－3）。工资上涨主要是虚假繁荣造成的私营部门的工资上涨，但也和公共部门有关。不过，很多人当时认为公共支出的扩大是可控的，因为这些国家在启用欧元之后借款成本大幅度下降，经济活动高涨与房地产繁荣也带来了财政收入的快速增加（见表4－4、图4－3、图4－5和图4－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