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如果人民币汇率低估是美国贸易逆差和中国贸易顺差增加的主要原因，那么中国对其他发达经济体（如德国、日本、韩国和中国台湾）的贸易顺差也应该增加。但事实与此相反，中国对其他发达经济体的贸易出现赤字。
这些证据显示，汇率似乎并不是美国对中国的经常账户赤字变化的显著决定因素。在过去10年，美国的进口额中中国的数额持续增加，这一趋势并没有受到人民币兑美元的实际有效汇率在2001~2004年贬值或者2005~2008年升值的影响。影响经常账户的关键因素其实是中国经济的结构性变化、其他亚洲经济体相应的结构性变化以及美国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
以上三个政策假设都在暗示，中国和东亚各经济体是全球失衡的造就者。但如果全球失衡是三个因素之一（或其共同作用）所致，那么东亚各经济体在美国的总贸易逆差中所占的比重应该上升。然而，尽管美国对中国的贸易逆差大幅增长，美国对东亚经济体的贸易逆差却显著减少（见图2－5）。因此，以上三个广泛接受的理由即使与全球失衡有关，也不可能是最根本的起因。
全球储蓄过剩和利率
利率一直被视为全球失衡引发世界经济危机的重要渠道之一。该观点背后的理论假说是，全球储蓄过剩给利率水平施加了巨大的下行压力，诱发许多国家的房地产泡沫和危险的金融创新，这对危机的全球蔓延至关重要。不过最近的研究显示，全球储蓄过剩与利率的下压力和房地产繁荣的融资或许并不相关。
资金流动会对全球利率水平产生影响，但经常账户收支和净资本流动对融资没有决定性的作用，因为它们对资金总流量的基本变化和现有的资金存量（包括金融资产的交易）影响甚微。这一结果表明，经常账户收支并不能真正反映一个国家在国际借贷和金融中介领域所处的地位，并不反映一个国家的实际投资在多大程度上依赖于国外，也不反映跨境资本流动对国内市场形势产生了多大影响。
经常账户平衡与长期利率水平之间的关系也不显著。例如，美元的长期利率在2005~2007年上升，并没有伴随着美国的经常账户赤字或者来自中国等资本富余国家的净资本流入的显著减少。还有，美国的长期利率自2007年后急剧下降，其背景却是美国的经常账户赤字的改善以及相应的净资本流动的减少。
美国的经常账户赤字与全球储蓄之间的关系也不显著（见图2－6）。美国的经常账户赤字在20世纪90年代早期就开始恶化，而全球储蓄率直到2003年年底之后才开始下降。美国的经常账户赤字自2006年之后趋向稳定和减少，其背景却是新兴市场经济体的储蓄率持续提高。此外，全球储蓄率与实际利率或期限溢价（termpremia）之间的联系也不显著。不管全球储蓄率如何变化，实际长期利率与期限溢价都显示出下降趋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