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国、共在江西打得不可开交之际，蒋发动一项群众运动要改造中国的政治、学术和道德生活。有人认为以其提振经济生活、推动土地改革，以及争取全民尊敬的目标而言，这是蒋的政治伎俩，也是一大挫败。可是，近年的评估则认为运动固然失败，却不是虚情假意。当共产党在赣南节节后退之际，国民党的民间活动队深入到各县、乡、村去建立法律与秩序，并推动农业及教育的重大改革。早先的一次庐山会议中，某些官员主张共产党重新分配土地，给了国民党大规模改革土地所有权及租赁形态的机会。他们认为，进行会扰及社会经济秩序的彻底改革之最佳时机，就是与支持更激烈手段一方的拉据结果还不确定的时候。但是，国民党采取比较保守的做法，把土地还给原来的主人，暂停重新分配，等候已经大伤元气的地方经济复苏再说。国民党官员在扑灭暴力的农村革命之火时，“并不想再去搅动余烬”。
不过，蒋的团队倒是尝试不同方法，实施非土地充公的土地所有权改革，譬如政府逐渐购买流入市场的土地，建立合作社，使地主的土地可出租给无地农民耕作。这些民间活动队中有些热忱、正直的官员认为，在家长制的架构中，从既有传统为根基去打造，他们可以进步到更公平、繁荣的社会。因此，恢复讲究团体责任的传统的保甲制，以它为关键的社会体制，不仅推动法律与秩序，还可作为新的小区模范。他们希望上述改革再搭配上水利灌溉渠道和公共卫生所，可产生全新的国民荣誉感和爱国精神。
但是，红军一九三四年从江西撤离之后一年，国民党的草根运动也四分五裂了。或者换个较精确的说法，在江西推动政治、经济“新政”的希望，因为地方贪婪的乡绅重回台面而被粉碎。这些农村的上层人士不像受过更多教育、不在籍的地主以及其他优势阶级的文化精英，那些人一般住在商业、财政、专业更能快速发展的城里。这些人是较低层的地方人物和地主，把一部分土地出租给佃农耕作。这些小地主除了略有几亩地出租作为收入来源，也别无太多财产，而共产党来之前和期间的多年动乱已使他们流离颠沛。共产党既已撤离，这些小乡绅又起来，借助地痞流氓抢回权力。不久，他们就主宰村子里的社会、政治和经济生活，强化权力。蒋介石在江西进行第五次围剿作战时，也展开“新生活运动”。蒋一直在思索如何发展一套精神和文化架构以补足、加强民族主义和中国的现代化。蒋说：“革命即生活形态之改进也。”他认为国民党革命到现在仍失败的基本原因是，“全国国民生活态度始终无所改进”。新生活运动意在改变这一切。
新生活运动想要培养的价值观，大部分就是新儒家优点和传统的日本习惯——简朴、良知、单纯、诚实，甚至准时、卫生和整洁。在批评者眼里，新生活运动令人不安的是，它意图让“全国国民的生活彻底军事化”。可是，“完全军事化”的目的不是要征服其他民族，而是要培养“勇气和敏捷、吃苦耐劳、忍受辛苦工作，特别是有统一行动的习惯和能力”。它的目标是“告别昨天的野蛮生活方式、无秩序、倦怠和委靡”。这些根本不是什么好反对的目标，尤其是当它们摆在平凡的儒家和基督教框架中。基督也越来越深入委员长的思想当中。他的日记经常提到《圣经》，通常是在忍辱负重的脉络下。譬如，一九三四年五月四日他写下：“基督信徒必须克己忍辱耐苦。（他们）日日背着十字架，跟从耶稣。”蒋大约也在此时开始读一本基督教的文集《荒漠甘泉》（Streans in the Desert）。它的主题是清贫自修，面对失败、灾害和牺牲关头要坚贞信念。蒋在每个鼓舞人心的信息和故事旁都做眉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