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经常公开警告全国提防中共之威胁，但是他希望先胜过军阀，再来对付中共游击队基地。因此他暂缓大举征伐毛泽东及其他中共游击队首脑，把“围剿”工作交给地方及省级军事指挥官负责。但是，这些“苏区”得到三年的喘息时间，有些成长得相当具规模。中共一位领导人张国焘就说：中共各“特区”成长的“主因”是蒋专注第二阶段北伐和后来与军阀的冲突。这些战争在全国各地打得难分难解，让原本够糟的状况更加恶化，使国人疏离，创造出逃兵溃卒成群游荡，他们极易被中共吸收。最重要的是，国民党派系内讧消耗掉中央政府的力量，使中共的苏区在苏联金钱及武器的援助下得到时间去扩张。
中共游击队基地从一九二七年至一九三○年的成长，也反映出一九二七年中躲入山区的中共青年领导人令人佩服的执著、领导力和组织技巧。蒋仍然渴望替他的党和军队贯注同样的精神。朱德留学法国期间，经周恩来吸收加入共产党，他也上了井冈山和毛泽东会合。他们合组红军第四军，社会最底层民众被吸纳进队伍。此时，中共三个苏区合起来只有一万五千支步枪。毛泽东传奇性的战术口号是他们得以存活的关键——“敌进我退，敌停我扰，敌疲我攻，敌退我追。” 一九三○年六月，中国又爆发一轮冲突，李宗仁、白崇禧、冯玉祥和张发奎，纠合阎锡山，同刚回国的汪精卫合组一个反蒋同盟。这些军阀担心蒋要打造强大的中央政府之种种作为，如企图以德国武器和训练建立强大的中央军，消除各省和区域之货币等等——全是让中国强大起来足可抵御日本的必要条件。
反蒋同盟在全国共有六十万大军。蒋有一百万部队，但相当大的数量担任驻守各地、维持治安的任务。东北的张学良在两大阵营之间具有举足轻重的影响。一九三○年从夏天到秋天一系列的流血冲突，使得河南、湖南、山东广大地区再次成为焦土。但是，蒋的中央军（包括德式训练部队首次参战）后来得到张学良的戴毛皮军帽东北军之助，战胜。这是一场代价不菲的战争——共有二十四万人死伤。蒋并没追击已战败的军阀、打进他们的地盘，他早已放弃了试图说服或强迫他们执行大规模裁军的念头。这个克制之举或许是出自他抱持天真的念头，希望因为他的诚意和新近的声望会使他们回心转意；更有可能是他晓得张学良会反对裁军政策。但是，这些军阀存活下去只会使蒋再度空有一支巨大但分歧的联军，其质量和忠诚度高低不一。
即使如此，四年征战下来，他已建立军功彪炳的名声。既无坦克，只有一个用第一次世界大战旧炮的炮兵单位，经常没有地图，实际上也没有卡车，全国又只有少数几条铁路干线，他却能够从长达一千六百多公里的前线调遣多个军队。外国记者开始跟在中国记者后头，报道蒋的英勇事迹。他在某些地区集中兵力，在别的地区又采取防御措施，也执行有效的侧翼包抄动作。针对军阀，他继续运用分而治之战术，以及承诺大额补助，甚至贿赂收买的手法——可是这套策略用到中共或日本人身上却不管用。不过，他的部队士气比军阀的高昂，在他以及许多中国人的心目中，他屡次战胜叛变，证明了国家强盛之命运。他还在日记里自责本身的缺点——有点类似口号化的新儒家自修以及更严历的行为要求——这些苦水似乎并非过分虚饰的自欺，而是反映他对自己及其军队的弱点通常有切实的体悟。
一九三○年年底，蒋公告全国，中央政府现在将致力改革、政治重建，以及建设农工等一切事业。他承认在军事行动时期，财政管控和经济管理“相当混乱”，誓言要全面展开财政改革——包括每年公开预算、加强会计和监督程序、统一各种已存在的货币，最重要的是要有一个强大、有效率和诚实的中央政府。他毫无疑问十分认真，因为就每一方面而言，这样的政府符合他也符合中国的利益。所谓的“南京年代”（一九二七至一九三七年）事实上向全世界，也向中国人民展示，现代中国或许会有所作为。纵使全球大萧条、出口崩溃、毫无外国援助、空前的旱涝、与日本冲突不断、军阀内哄、军费浩繁、传统贪渎横行、对大多数省分及其财政税收中央无法管控、国民党内派系又无休无止的权力斗争，条件可谓恶劣至极，它仍能举步维艰向前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