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字与国运
月皓云瀚，汉字江河流淌。
相信每位在国外生活过的中国人，读到汉字时感觉都是暖洋洋的，那时你像是历尽艰辛，终于爬出密林瀚漠，于恍惚间见到了父老乡亲。
然而，我在法国读到第一个汉字时，感觉更多的却是荒诞。
当时我坐了十几个小时飞机，住进朋友安排的一家宾馆里。在这里，我看见了“父老乡亲”，第一个汉字——那是“爱”。它不是贴在墙上，也不是印在书里，而是以文（明之）身抖动在猛男的一瓣屁股上——猛男正在荧屏里面“间歇性抽搐”。这是法国成人电视节目里的一个镜头，我感觉“乡亲们”被糟蹋了。
好在法国人民明察秋毫，这毕竟是个精致的国家，没将汉字之“爱”如此“做掉”。更多的时候，汉字在异乡的境遇还是好的。我曾在法国西部小城的一家旧书店里见到一幅标准的中国字——“书香”，挂在书店已近斑驳的墙壁上。旁边落的款是：“不问窗外纷纭事，但求世间未见书”。去年冬天，我随团参观大西洋边一个村庄的教堂，没想到与汉字亦有番奇遇。接待我们的乡村牧师神情肃穆地站在台上，单手悬开一轴书法，上面写着“我是道路真理生命”，让我们这些远道而来的中国人感慨不已。
我住在一幢公寓里，邻居里有位叫Duc的越南教授，中文名字叫“德”，我们时常在一起聊天，Duc对中国充满好奇与敬意。起初他甚至教我说几句越南话，但很快，Duc便少了热情，Duc说其实他并不喜欢越南文字。那是一堆用拉丁字母、部分汉语读音以及几个注音符号七拼八凑出来的文字，无论是和中文还是西文相比，都显得捉襟见肘。越南曾长期使用汉字，并发明了自己的“字喃”，后受法国殖民者的影响，将文字彻底拉丁化，因此有了这“四不像”（法语、汉语、字喃、拉丁语）文字。
布朗夏尔是我认识的一个布列塔尼族小伙，我们曾聊过《别再死了，语言！》（Halte à la mort des la mort des langues！）一书，当时他近乎哀叹地摇头——世界正以每年消失二十五种语言的速度（该书观点）走向“文明一体化”，布朗夏尔相信十五年后布列塔尼语也在劫难逃；同样悲哀的是，法语在挤逼布列塔尼语的同时，未来也可能会“在英语文化的强大攻势下走投无路”。空前的文明兼并，阳光下可见的弱肉强食的水印，在整合世界文化的同时也让世界失去许多色彩斑斓的东西，直至人类文明的丛林里只剩下一种讲英文的动物。自十九世纪以来，英语就是这样，在推进世界文明进程的同时，它也扮演了“语言断头台”的角色。法国人所以恨英语文化，既是世仇，也源于英美今天的咄咄逼人的优势。
和布朗夏尔一样，我的不少法国朋友对中国文化都十分感兴趣，比如中国结艺、剪纸、京剧脸谱，当然也包括汉字。在许多西方人看来，东方之所以神秘，和汉字不无渊源。这些像“被刀耕火种出来的”方块字，每一枚都散发着原始绘画与图腾的气息。一位名叫马奥尔的法国男孩，见到我时常会掏出一个小本儿，让我教他习汉字。每次看他写中国字，我都难免会笑出声来。确切地说，他是在画汉字，像学素描，讲究“三庭五眼”。听我说普通中国人能认几千个汉字时，他吓得半天没合上嘴。他大概在想，东方人的脑子的确神秘伟大，黑发之下竟然藏了那么多幅图案而不混乱。
当然，真爱汉字的还是中国人，那是一种融于血液的热爱，而不只是出于文化上的好恶或实用的考量。一位来自沈阳的留学生朋友，听我背了句席慕蓉的“那渡船头上风里翻飞的裙裳”，欢欣难抑，旋即将它写在黑板上，然后站在一边，浩叹汉字意韵之美。当时的情形让我一生难忘——他双手近乎掬着了“裙裳”二字，像圣·埃克绪佩里笔下的小王子，呵护自己星球上的那朵玫瑰花。那一刻我相信，对于大多数中国人来说，每个汉字都是和狐狸一样可以被“驯养”的，而不止于唐诗宋词的意境之美——世界大概还没有哪一种文字能像汉字这样可以供人享受人生。
近几年在网上看新闻，时常会读到一些让我欢欣鼓舞的文字，世界经济“中国一枝独秀”，欧洲流行“汉语托福”，美国兴起了“中文热”，大家嚷着“你好”到中国搞投资……洋子洋孙们不知道，当年八国联军大闹北京城，唯一没能抢走的，大概就是汉字了。他们更想象不到的是，在此后的漫长岁月里，汉字险些被中国人自己“刨个坑儿给埋了”。
汉字，让中国人诗意地栖居。我庆幸汉字逃过了上一个世纪的劫难。它祸起中华衰微的国运，也源自城市脆弱的人心。好在这毕竟是个伟大的民族，穿越历史无穷的险境，逢山开路，遇水搭桥，终以忍辱负重之心，使中华文明薪火相传，未蒙没顶之辱。
1918年钱玄同首先在《新青年》上发难，在这篇《中国今后的文字问题》中，钱玄同称，“废孔学，不可不先废汉文；欲驱除一般人之幼稚的、野蛮的思想，尤不可不先废汉文”，“欲使中国不亡，欲使中国民族为二十世纪文明之民族，必须（以）废孔学，灭道教为根本之解决，而废记载孔门学说及道教妖言之汉文，尤为根本解决之根本解决”。钱玄同希望中国能废除汉字，因为“处处都足以证明（汉字）这个老寿星的不合时宜，过不惯二十世纪科学昌明时代的新生活”。那个时代大多数有头有脸的文人，对用来表达自己思想的汉字几乎到了仇恨的地步。鲁迅被称作民族的脊梁，却差点上房揭了“汉瓦”，将汉字绑去“杀头”。鲁迅说，汉字是“愚民政策的利器”，是“劳苦大众身上的结核”，“倘若不先除去它，结果只有自己死”。与此同时，文人政治家瞿秋白也不甘示弱，其对汉字的辱骂几乎到了“丧心病狂”的地步：“汉字真正是世界上最龌龊最恶劣最混蛋的中世纪的茅坑。”在瞿秋白眼里，拉丁文字是印有ISO9001标签的抽水马桶，代表先进文明。
清末以降，国势既已衰微，西学乃当务之急，“西体中用”、“中体西用”之争便是明证。糟糕的是，中国大多数激进知识分子为使“东方不败”，纷纷将西文视作葵花宝典，“欲练神功，必先自宫”，索性阉了这“象形文字的残余”。透过一个世纪的烟云，回想起历史上的这些声音，我惊诧于中国知识分子勾肩搭背群起赶时髦时有多么疯癫。无论是国统区的国语罗马化运动，还是“汉字一定要走拉丁化”的反右斗争，都让我在事后想起它们时冒一身冷汗。语言是一个民族的血液，是承载文明的江河，失去它，就失去了根本。这与古人所说的“亡其国，先亡其史”的道理是一样的。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若是将汉字消灭了，对于整个中华民族来说，“山河”就不在了。
陈独秀与胡适也是主张废除汉字的。只是胡适态度稍显温和一些，认为一切都得慢慢来，先把汉字变成白话文，再谈消灭汉字，因为文言文里有太多的单音节词，“决不能变成拼音文字”（现在的越南语看上去便像是被雨水冲散了的法文，像是拉丁版的方块字，既不流畅，也不美观）。胡适持此主张，虽是权宜之计，但他的白话文运动让汉字这个“象形文字的残根余孽”能爬出中世纪的茅坑，多少算是救了汉字。所以才有今日汉字与拼音同生共气的机会，这大概是迄今为止最经典的“中体西用”的案例了。
其实，真正“茅坑援手”、挽汉字茅坑于既倒的还是中国老百姓。因为在精英们努力推广罗马汉语和拉丁汉语时，草根阶层大多“甘心愚昧”，没有一点“与时俱进”的精气神。所谓思想的“龙种”收获现实的茅坑，字母化在中国一直只停留在自负革命的知识分子的书斋里，汉字因此存活下来。这或许是中国历史上唯一一个可以“愚昧图存”的例子。它让我相信柏克所说的保守主义有其金贵的一面。
2003年5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