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在一本他在生命最后的岁月里写的书里，讲授了这种国家宗教，此书他取名为《春秋》。孔子给这本书取名《春秋》，是因为书的主旨在于给出真正的决定民族兴起和衰落的道德原因--民族的春秋。这本书也可以被称为《近代编年史》，就像卡莱尔的《近代纪事》一样。在这本书里，孔子给出了社会和文明的错误而颓废的状态的历史概况，他追溯了社会和文明的错误而颓废的状态下的所有苦难和不幸，追溯到它真正的原因--事实是人们没有真正的国家观念，他们没有真正发自内心的正确的责任观念，他们没有归属于国家、国家领袖、他们的统治者和君主的观念。在某种程度上，孔子在这本书里讲授了君权神授。现在我知道你们所有的人，或者至少你们中的大多数，如今不会相信君权神授。我在此不愿和你们争论。我只想请你们听我把下面的话说完，再来作出判断。同时，请你们允许我在此引用卡莱尔的一句话。卡莱尔说：“君主统治我们的权利，如果不是神授的权利，就是残忍的错误。”现在我希望你们，在君权神授这个主题上，记住和深思卡莱尔的这句话。
在《春秋》这本书里，孔子说，在人类社会人与人之间所有普通的关系和行为中，除了对于利益和恐惧的基础动机之外，还有一种更高尚、更高贵的动机影响着他们的行为，这种更高尚、更高贵的动机超出了对于利益和恐惧的一切考虑，这种动机就是责任，因此，在人类社会以及一个国家或民族的人民与领袖之间的所有关系中，在这个重要的关系中，也有责任这种更高尚、更高贵的动机来影响和鼓舞他们的行为。但是，使一个国家或者民族的人民归属于他们的领袖的这种责任的理性基础是什么呢？在孔子时代之前的封建制度时期，由于半家族制的社会秩序和统治形式，当时的国家或多或少就是一个家族，人们并不觉得他们归属于国家首领的责任有一个清楚和牢固的基础有多大的必要，因为，既然他们都是一个氏族或者家族的成员，血族关系的纽带或者说天生的感情，在某种程度上，已经把他们和国家领袖，亦即他们氏族或家族中这位长者捆绑在了一起。但是在孔子时代，就像我说的，封建时代已经走到尽头；那时的国家逐渐发展到超越家族的规模，那时的国家公民不再由一个氏族或家族的成员组成。因此，在那时，就有必要找到一个新的、清楚的、理性的、牢固的基础，来支持国家或者民族的人民归属于国家领袖--他们的统治者或君主--这一责任。那么，孔子为这种责任找到的新基础是什么？孔子在荣誉这个词里为这种责任找到了新基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