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我要告诉你们，在我看来，中国文明和现代欧洲文明有一个很大的根本区别。在此，让我引用在世的著名艺术评论家伯纳德·贝伦森伯纳德·贝伦森（Bernard Berenson，1865-1959），立陶宛裔美国艺术批评家和历史学家，特别以其关于意大利文艺复兴方面的著作著称，如《文艺复兴时代的威尼斯画家》（1894年）。--译者注先生的一句绝妙之言，他说：“我们欧洲的艺术存在一种演变为科学的毁灭性倾向，而且我们几乎没有创作出一幅杰作不是争夺不同利益的战场。”现在我要说的是，欧洲文明，正如贝伦森先生所言之欧洲艺术，是一个为了各自的利益而争夺的战场；一方面是科学和艺术为了各自的利益战争不断，另一方面是宗教和哲学的冲突；事实上，这是头脑和心灵--智力和灵魂--不断斗争的残酷战场。在中国文明中，至少在最近的两千四百年间文章后面多处提到“在最近的两千五百年间”，所以此处疑为作者笔误。--译者注，没有这种冲突。我认为，这就是中国文明和欧洲现代文明的一个很大的根本区别。
换言之，我想说的是在现代欧洲，人们有一种宗教能满足他们的精神而不是头脑，有一种哲学能够满足他们的头脑而不是精神。现在让我们看看中国。有些人说中国没有宗教。毫无疑问，中国的多数老百姓根本不重视宗教。我指的是类似于欧洲语言字面意义上的宗教。中国的道教和佛教，其寺庙、仪式和典礼的消遣娱乐的意味超过了教诲和启迪；可以说，他们触动了中国人审美的感觉，胜于触动他们的道德感和宗教感事实上，它们诉诸于想象力多于人们的精神或灵魂。不过，与其说中国人没有宗教，不如说中国人不想要宗教或许更为正确，他们没有感到对宗教的需求。
那么，中国人，就连中国的多数老百姓，都没有感到对宗教的需求，如何解释这个特殊的事实呢？一个英国人给出了这样的解释。他是罗伯特·道格拉斯爵士罗伯特·道格拉斯爵士（Sir Robert K. Douglas,1838-1913），英国汉学家。，伦敦大学的汉语教授，他在对于儒家学说的研究中说：“四十多代中国人都绝对地受一个人的权威断言的支配。作为中国人中的一员，孔子的教导特别适合于那些门徒的本性。中国人具有蒙古人种不同寻常的冷静和不善思考的头脑，他们自然而然地反抗那种超出了自己的经验范围而去研究事物的想法。正如孔子所阐明的那样，怀有对将来的朦胧观念和一种朴素的、实事求是的道德体系，对中国人的所有需要来说就已经足够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