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曾在某处读到过一位外国人的文章，他在中日两个国家都住过。他说，一个外国人在日本居住的时间越长，就越讨厌日本人，而在中国居住的时间越长，就越喜欢中国人。我不知道他在这里对日本人的判断是不是真实，但是，我认为，你们所有在中国生活过的人都会赞同他对中国人的评价。众所周知的事实是，外国人在中国居住的时间越长，对中国人的喜爱--你可以称之为“欣赏”--就越会与日俱增。在中国人身上有种无法形容的东西，不管他们多么缺乏清洁的习惯和文雅的举止，不管他们的心灵和性格上有多少缺点，他们依然比其他任何民族更能赢得外国人的喜爱。这种无法形容的东西，我把它定义为“温顺”，在外国人的心目中，即便它没有挽回中国人身体和道德上的缺陷，至少也削弱和减轻了这些印象。就像我试图向你们展现的那样，这种温顺又是我称之为具有同情心的或真正的人类智慧的产物--这种人类智慧既不是来自推理，也不是源于本能，而是出于同情心--出于同情的力量。那么，中国人具有这种同情的力量的秘密是什么呢？
在这里，我冒昧地给出一个解释--如果你愿意，可称之为一个假设--对于中国人缘何具有同情的力量的秘密，以下就是我的解释。中国人具有这种力量，这种强烈的同情的力量，是因为他们完全地或者说几乎完全地过着一种精神生活。中国人全部的生活是一种感情生活--它不是来自身体器官意义上的感觉，也不是你所说的来自神经系统意义上的激情，而是情感或者人性友爱意义上的感情，它来自我们本性的最深处--精神和灵魂。甚至，我在这里可以说，真正的中国人过着一种情感或者人性友爱的生活，一种灵魂的生活，以至于可能有时过分地忽视了他应该做的事，甚至忽视了生活在这个由身体和灵魂构成的世界上的人维持其感观灵敏性，所必需的要求。这就真实地解释了中国人对肮脏的环境、物质上的不便和举止文雅的缺乏为什么如此漠不关心了。当然，这与本文的主题无关。
我说，中国人具有同情的力量，是因为他们完全过着一种精神生活--情感或者人性友爱的生活。在此让我首先给你们举两个例子，来证明我对过一种精神生活的解释。下面是我的第一个例子。你们中有人可能认识我在武昌的一个老朋友和同僚--他曾在北京做过外务部尚书--梁敦彦梁敦彦（1857-1924），清朝大臣，字崧生，留美幼童，曾就读于美国耶鲁大学，回国历任汉阳海关道、天津海关道、外务部尚书、外务部大臣等职。先生。梁先生告诉我，当他第一次接到汉口海关道台的任命时，使他渴望成为满清大员、努力得到顶戴花翎以及他荣幸地接受这个任命的原因，不是因为他在意顶戴花翎，也不是因为他自此以后会富贵--在武昌的时候我们所有人都很穷--而是因为他想取悦母亲，通过他的晋升让远在广州的老母亲心情愉悦。这就是我说中国人过着一种精神生活--一种情感或者人性友爱的生活的意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