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起下放这件事情，阿毛早就知道。从阿毛进入初中、高中，这件事情就时起时伏没有停止过。董加耕、邢燕子、侯隽一直是需要广大学生青年学习的楷模。
高一、高二的时候，学校组织学生去车站夹道欢送上海知识青年去建设边疆、保卫边疆。车窗外是锣鼓喧天、口号如潮，东风万里、鲜花开放、红旗像大海洋，车窗内是牵衣顿足拦道哭、尘埃不见咸阳桥。当时一首流行歌曲叫做“边疆处处赛江南”，唱得十分动听：“人嗯人那都说江南好，我说边疆赛江南，啊，来来来，赛呀赛江南，朝霞映湖水，雪山倒影映蓝天，哎呀来，黄昏烟波里，战士归来鱼满舱，嘿！鱼呀鱼满舱——”
阿毛知道，这种事情不落到自己身上说说空话是容易的，唱唱小曲也是动听的，真的要一辈子待在农村，这是需要考虑考虑的。当然，如果允许可以考虑的话。一颗红心，两种准备，其实还是只有一种准备的。
阿毛的哥哥是1964年大学解散去农场的，阿毛怎么会不懂什么是下放呢。“文化大革命”中，早几年下放的知青成立了革命造反战斗队，大闹经济主义，控诉反动路线的迫害。大字报贴得铺天盖地、传单撒得雪花似的，上访、哭诉、下跪、卧轨、绝食，这些事情才是下放背后的字字血声声泪，绝不是“哎呀来”这样婉转好听的。
革命革到自己头上来了，于是家长和同学们各显神通，有的说自己早已身患绝症，有的说家有风瘫高堂，有的三代单传要侍奉双亲，有的几房共一子要传承香火——不料毛主席老人家在北京早说了：“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毛主席老人家又说了：“一切可以到农村去工作的这样的知识分子，应该高兴地到那里去。”他们当然料不到毛主席后来还会说：“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更没料到毛主席后来又说了：“各地农村的同志要欢迎他们去。”
家长和同学们听到小道消息，估计在劫难逃，就未雨绸缪了，于是又各自为战地设法找工宣队员开后门，要求插队到好一点的县、好一点的公社、好一点的大队、好一点的生产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