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时常外出，或是在樱木町的别墅里忙于接待客人。所以虽然我和他住在同一屋檐下，有时却连着三四天都见不到一面。我总觉得父亲很难接近，严厉可怕，因此也琢磨着是不是该离开这个家，出去租间房子住。正当我不知如何开口时，就从别墅老管家那里听说，父亲有意出售这栋房子。
父亲的议员任期即将届满，想必有种种缘由吧，他似乎无意继续参选，打算在故乡建一处院落归隐，对东京似乎并不留恋。而我不过是个高中生，特地为我保留住宅和佣人在他看来是种不必要的浪费吧（父亲的心事与世上所有人的心事一样，是我无法明白的）。就这样，这栋别墅很快就转售给了他人，我搬进了本乡森川町一栋名叫仙游馆的旧公寓，住在一间昏暗的房间里。
很快，我的生活便陷入了窘境。
在此之前，我总是每月从父亲那里拿到固定金额的零花钱。即使我两三天就会将它们挥霍一空。但家里总会备有香烟、酒、乳酪、水果等，还有书、文具、衣服和其他相关用品也可以在附近店铺赊账。连款待掘木吃荞麦面或炸虾盖浇饭——只要是父亲经常光顾的这条街上的餐馆——都可以吃完后一声不响甩手而去。
可现在一下子变成了一个人租房度日，一切都要靠每月固定数额的汇款支撑，我真是浑然不知所措。汇款依旧是在两三天内被我花个精光，我不寒而栗，心中没底，几近发狂，交替着给父亲、哥哥、姐姐又是发电报，又是写长信，催他们快点寄钱给我（信中所写之事，又全是虚构的搞笑之事。我认为，要想请别人帮忙，以先讨人欢心为上策）。另外，我在掘木的教唆下，频繁出入当铺。尽管如此，手头依然拮据。
我缺乏在无亲无故的出租房中独立“生活”的能力。我害怕独自一人静静地待在公寓房间里，仿佛顷刻间就会遭到某个人的袭击或暗算。所以我总是不由自主地往大街上跑，要么去为地下运动提供支援，要么和掘木一起到处寻找廉价的酒馆喝酒，学业和绘画都荒废了。
升入高中后第二年的十一月，我与一位比我年长的有夫之妇殉情，这件事彻底地改变了我的命运。
我上学经常缺席，丝毫没有用功学习，奇怪的是，考试答题却颇得要领。所以，虽然经常缺席，却一直瞒过了家人。然而不久，终于因为我旷课太多，学校秘密通知了故乡的父亲，通报了我严重缺课的情况。于是由大哥代笔，给我写了一封措辞严厉的长信。不过比起这封信，倒是经济上的困境和那种运动交给我的任务给我带来了更直接、更剧烈的痛苦，以至于我再也不能以半游戏的心态来对待了。我当上了不知叫中央地区，还是什么地区的——反正包括本乡、小石川、下谷、神田那一带所有学校的马克思主义学生行动队的队长。听说要搞武装暴动，我买了一把小刀（现在想来，不过是把纤细得连铅笔都削不好的并不锋利的刀子），把它塞进雨衣口袋四处奔走，进行所谓的“联络”事宜。
我真想喝了酒好好地睡一觉，可手头没有钱。而且从P（我记得P就是党的暗语，不过也可能记错了）那儿不停地下达任务，连喘息的时间都没有。我这副病弱的身子骨实在是吃不消了。本来我就是仅仅对“不合法”感兴趣而参加这种小组活动的，如今却变得骑虎难下。我弄得手忙脚乱，不禁在心中恨恨地对P的人嘀咕：恐怕你们是弄错对象了吧？那些任务交给你们的嫡系成员不是更好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