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是谈话又转到什么样的精神教育适合中国上面。
嘉纳说：精神教育方法有二，一是勿使其心为气所役，要摒弃人生各种恶德，二是以圣贤豪杰相激励，或自我提升，或拯救他人，互相激励。这两种方法都是养成国民资格。
针对嘉纳的精神教育，杨度又提出：据我观察，贵国教育精神也有变化。锁国之前时代，国民保守；等到认识了泰西文化，举国风靡，群趋于欧化主义，自由民权说盛行于社会。再到后来，又回复到保存国粹主义。我国的精神教育自然也不超越等级。如果拿贵国今日之国粹保存主义来指导敝国精神教育，则会加剧国民的保守性，不利于进步。所以，我以为，以贵国之前的精神教育（即欧化主义）运用到我国当前的教育中，程度才比较合适。这样，杨度与嘉纳的讨论又转移到教育精神应持什么主义上来。嘉纳主张：有和平的进步主义，有骚动的进步主义。如果以欧化为主，则为骚动的进步主义。而这是不适合中国的。
杨度则坚持：没有不经骚动而能进入于和平者。我国如果取欧化主义与国粹保存主义两相并重，或许可以避免骚动之患。如果要全部实行和平主义，恐怕时势不允许。
嘉纳说：我仍然主张和平主义，不愿看到贵国出现骚动。论者多谓我国能有进步是因为采取欧化主义、实行骚动主义，我说，如果没有这个骚动主义，则我国今日的进步不止于此。前车之鉴，未为甚远，贵国不要重蹈覆辙。
这并未能说服杨度。
因这次会谈未能达成共识， 11月 5日夜晚，杨度再次前往嘉纳寓所讨论。
杨度说：前闻尊论，说一国之进步，不可枉错迂折虚费时日，也就是不要走了弯路浪费了时间。这是十分正确的。可是，数千年欧洲，不闻以和平进步；待到法国大革命，带动欧洲革命，经此骚动，而后文明进步。数千年日本，不闻以和平进步，等到近三十年来倒幕之兵、立宪之党兴起，经过一大骚动，而后迅速进入文明。可见，要进步，就要有骚动。中国现在的情形很危急，只有仿照法国大革命和日本明治维新的成功经验，中国才有可能找到生存之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