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湘军的成功给湖南带来了两种相反的影响。一方面，湘军走向全国，湘军将领成为晚清政坛上一支重要力量，湘人名声大振，湖南一改以往“碌碌无所轻重于天下，亦几不知有所谓对于天下之责任”的局面。一批湘军将领成为清政府雄踞一方的封疆大吏，甚至跨出国门，目睹西方资本主义政教制度的优越，成为倡导洋务、介绍西学的先驱。曾国藩、左宗棠等人就是中国洋务运动的最早倡导者和实践者；郭嵩焘、曾纪泽是政治现代化的积极倡导者。另一方面，高度的成就感和荣誉感助长了湘人的自负感与使命感，强化了湘人自觉卫道的社会观念。在曾国藩等人看来，湘军的胜利就是理学对西教的胜利。曾氏兄弟在攻下天京后，大肆刊刻《船山遗书》，利用王夫之的重礼思想来强化保守的传统观念。湘军将领还通过大修地方志，为阵亡将士建立专祠等形式，来宣扬其忠义思想。这样，恪守封建忠义、维护传统圣道的湘军成为湖南士人心目中的道德典范，争先效法的众趋人格。耻言洋务，排外仇教，成为晚清湖南的一股风气。这时的湖南，可谓是全国最为保守的省份。
这个迷梦一直做到 1894年，岁在甲午。其时中日战争爆发，防守辽东的清军不堪一击，接连溃败。危难之中，湖南巡抚（省长）吴大澂主动请缨，率湘军三万余人，自长沙奔赴前线。不料，不知是湘军失去了当年的锐气，还是今日倭寇非当年长毛可比，湘军竟然也无法扭转局面，亦是接连败退。次年，清政府被迫割地赔款，签订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
堂堂帝国，竟败给蕞尔小国！这份刺激是何等强烈！湘中经师皮锡瑞感慨：竟敢横行大九州。 湘籍才俊谭嗣同更是发出了悲鸣：合身苍冥一哭休。“安知蕞尔微三岛，”“世间无物抵春愁，四万万人齐下泪，天涯何处是神州？ ”举国上下，莫不感创巨痛深，而以天下为己任的湖南人更是引以为耻，认为“甲午失败，实在是我们湖南人害国家的，赔日本二万万两银子，也是我们湖南人害国家的”。虚骄之气顿失，负罪之感顿生，求变自强之风蔚然兴起。于是，湖南由全国最为保守的省份之一，一变而为全国变法维新的先导区。当光绪皇帝尚未颁布变法诏令之时，湖南已经掀起了轰轰烈烈的维新运动。设警察局啦，开工厂啦，创学会啦，好不热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