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先生是军人的个性，意志很坚定
尽管有亲人的陪伴，蒋介石在台湾的晚年生活并不平静，就某些方面来讲，甚至是孤独的。早在国民党退守台湾前夕，诸多“党国要员”已经丧失了信心，纷纷逃往海外，蒋介石嫡系的军事将领也有很大一部分寓居海外。而他最有力的两大经济支柱——孔祥熙、宋子文均前往美国定居。
为了守住风雨飘摇的台湾，1949年5月19日，蒋介石通过台湾警备司令部颁布“戒严令”，宣布台湾地区处于“战时动员状态”，规定“戒严时期”禁止工人罢工和集会游行，严格出入境手续，实行宵禁，禁止张贴标语，禁止散布非法言论，禁止藏匿武器弹药，人员外出必须携带身份证，等等。此外，还规定“戒严时期”禁止党外人士进行组党活动，违者军法处置。在颁布“戒严令”的同时，又制定了“台湾地区戒严期间防止非法集会、罢业等规定实施办法”“台湾地区戒严时期新闻杂志图书管理办法”等一百多种强化“戒严”的法规条令。
从此，台湾进入长达38年的“戒严时期”，被白色恐怖所笼罩，甚至达到了只要有人敢讲“政府”不好，就有可能会失踪，要么进监狱，要么被枪毙。
尽管牢牢掌握了台湾人民的言论、集会、结社等诸多自由，各种风波仍然不断发生，一次次冲击着蒋介石。1957年3月20日，台湾革命实践研究院打字员刘自然与妻子奥特华参加完同事的婚礼，回家途中，被埋伏在路旁竹林里的美军上士罗伯特·雷诺连击两枪，击中头部和胸部，随即死亡。雷诺在美国军事顾问团担任医药补给官，他利用职务之便，从美国运来毒品交给刘自然转售。不料事情败露，美国决定将雷诺调回国内审讯。刘自然得知这一消息后，趁机对雷诺进行敲诈勒索，二人因分赃不均发生矛盾，雷诺于是杀害了刘自然。
事件发生后，多家报纸进行了报道。蒋介石立即召开紧急会议，提出四点处理意见：一、由国民党中央党部第四组和新闻局立即通知各广播电台、电视台、报纸、杂志社，不准再报道刘自然事件，也不准广播、宣传、刊登与此事有关的文章；二、由“外交部”通知美国驻台“大使馆”，中方不会因刘自然的死，损害与美国的关系，只要求美方给刘自然亲属适当的金钱补助；三、将雷诺调离台湾；四、派一政府官员到刘自然家安抚其家属，劝他们以“国家利益”为重，不要把事态扩大。
5月22日，美方以“治外法权”的名义，在台湾对雷诺进行审判。法庭上，被告雷诺念了一篇事先准备好的答辩词：“5月20日晚上，我去关门，正在浴室淋浴的太太突然大声呼叫起来。我循声望去，发现一只大蜘蛛从浴室内爬出来。我以为是太太怕蜘蛛咬伤了她，便安抚她不要怕，也不要紧张。太太却连连说不是怕蜘蛛，而是窗外有坏人窥她淋浴。我听说此事后，心里十分愤慨，连忙跑进卧室取手枪，想威吓窥浴人，或抓住送到警察所。当初，我并没有把他打死的念头，只是我持枪冲出门后，发现对方手持木棍向我冲来，并高高地扬起木棍要打我，为使自己不受对方攻击，我便扣动扳机打了一枪。对方中弹后，跑了几步才摔倒在竹林边。我见对方倒了下去，急忙跑回屋中叫太太，打电话通知宪兵。当我再次走出室外时，又发现对方侧身弯腰向我屋里走来，我担心他身上有枪，急忙又向对方开了一枪，这一枪击中了对方的要害，对方当即倒地。这时，我才发现死者是刘自然。我认为，刘自然被击毙，主因是他不道德，窥女人淋浴，他的行为被人发现后，又企图用木棍击我，这是他错上加错。我开枪打死他，是被迫的，属于正当防卫，未构成犯罪。原告刘奥特华的指控不符合事实，希望法庭审判此案时，要充分考虑被告人的上述申诉。”
雷诺最终获得了无罪释放，美方人员在法庭内热烈鼓掌。这样的审判结果酿成了一场轩然大波。5月23日，奥特华前往“美国大使馆”门前抗议，得到大批群众的声援。“美国大使馆”想用金钱解决，遭到了严词拒绝。下午，台北市警察局来了十多名警察，想把示威群众驱散，还要逮捕奥特华，结果被愤怒的群众赶走了。
5月24日，“美国大使馆”前抗议的群众增加到两万多人。这时又传来消息，“美国军事顾问团”打算租用一架陆军专用飞机，把雷诺全家送往菲律宾，再转乘民航班机返回美国。正在群众万分激愤之时，50多名学生代表高举“杀人偿命”“打倒美国佬”等标语牌，率先冲进“大使馆”，撕毁美国国旗，砸烂办公室的家具，一些来不及逃走的使馆工作人员也被打得头破血流。当晚民众与警方发生冲突之后，情况才得到控制。
应舜仁：从我们的立场来讲，认为打得对，为什么？美国人太看不起人了，你打死人了就应该受到惩罚，凭什么无罪释放？当场的时候，他们美国人还鼓掌，因为那时候所有的新闻记者、广播公司什么的，都口口声声说美国人好像对我们有一种不友善的态度。所以对我们来讲，打就打了，心理上很痛快。
“美国大使馆”被砸的时候，蒋介石正在日月潭边的涵碧楼行馆。不过，他很快就知道了台北发生的事情。
应舜仁：武官接到电话，说“美国大使馆”被打了，群众运动起来了。武官一报告老先生，老先生就发脾气了，第二天一早就回到台北来。
由于民众抗议的时候去了很多佩戴臂章的“救国团”青年学生，而蒋经国正是“救国团”的领导人，所以当时美国媒体矛头直指蒋经国和台湾当局。1957年5月25日，事件发生的第二天，应舜仁在台北士林官邸见到了当时的几位负责治安的高官，却没有见到蒋经国。
应舜仁：见到了 “参谋总长” 彭孟缉、“卫戍司令”黄珍吾、“宪兵司令”刘炜，还有一个是“警务处处长”乐干。
曹景行：经国先生来了吗？
应舜仁：经国先生没有来。老先生是住在楼上的，他从楼上气冲冲地下来。当时正好是我当班，所以我都看到了。他说：“为什么会发生这个事情？”他认为这个事情使“国家”丢脸，没有面子。老先生的火起来了，他把那个棒头拿起来好像要打人，牙齿也咬起来，很凶的样子。我在外边看到了以后都吓得发抖了。
彭孟缉就讲：“这个事情我早就下令‘宪兵司令’要将民众运动隔离，换句话讲，防患未然为上策，镇压暴动已经是下策了，为什么宪兵、警察不去隔离、分散，使事情不致发生？”
刘炜眼泪就流下来了。他说：“‘参谋总长’这样子讲，我还能怎么办？”刘炜是广东人，这个人个性很犟的，他始终坚持说：“我一接到命令，部队、宪兵马上就出来了。”这个迟与早只有彭孟缉跟他自己他们两个知道，谁晓得呢？
此事最终的解决办法是台湾当局向美方道歉、赔偿，同时蒋介石下令撤除“卫戍司令”黄珍吾、“宪兵司令”刘炜和“警务处处长”乐干的职务。这样风波才慢慢平息。
刘自然事件只是蒋介石在台湾面临的无休止的纷扰中的一个插曲。二战以后，在美、日等国的扶植下，台湾逐渐兴起一股鼓吹“独立”的政治势力，蒋介石一直都对“台独”采取坚决制裁的政策。他曾公开宣称：“谁要搞台独，我要他的脑袋。”在他的强力主导下，台湾岛内曾破获多起“台独事件”，被判刑者也是数以千计。为此，“台独分子”对蒋介石恨之入骨，还曾经筹划刺杀蒋介石，因计划败露才不得不作罢。尽管晚年生活波澜起伏，但是蒋介石并没有因此被击垮。郝柏村也觉得，晚年的蒋介石虽然性格比较平和，但仍然是军人性格。
曹景行：在您眼中，他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个人？
郝柏村：我跟他的时候，他岁数已经大了，也不像外面说的年轻时候的那个脾气，基本上是很慈祥的。当然老“总统”他是个意志很坚强的人，像“七七事变”发生以后，不打则已，一打，绝对没有中途妥协。
1965年，应舜仁陪同蒋介石乘坐“洛阳”号军舰从马祖返回台湾，又一次见识到了蒋介石的个性。
应舜仁：刮9级风，那是很大了。按照“海军”（规定），9级风应该不动，要动只有逆风才可以走，如果顺风走，船的安全就有顾虑。武官报告老先生，老先生说没有关系，试试看。从这一点我们可以看到，老先生个性很犟，是军人的个性，冒险的个性，一旦他决定做一件事情就一定要做，意志很坚定。
曹景行：像这样的风，在船上很难受吗？
应舜仁：非常难受。我们当班的在门口站也站不稳，栏杆都拉不牢，只能用绳子捆起来，在门外边的，绳子就捆在外边，结果大家都吐了。
曹景行：老先生晕不晕？
应舜仁：老先生他吃了一点东西就不吃了，也吐。这个船翻得很厉害。
曹景行：经国先生晕船吗？
应舜仁：经国先生在里边，都捆在床铺上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