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神陶炼要旨（14）

前几个月，我看见一篇文章，叫做《性教育的先决问题》(载4月30日《大公报》副刊“明日之教育”栏)。作者是袁敦礼先生。袁先生是国内知名的体育家。他这篇文章写得很好，很清楚，很透亮，很明白，简直无疵可指。其大意是说：“性教育，今已至困难时代。你不能把性教育即等于性卫生；单从生理卫生上来讲性教育，是不够的。从前还有许多事实可以从卫生方面去讲明性教育；现在医学方法较前进步了，它无所怕，所以你讲性教育已不能从生理卫生的观点说话，必须找到性教育的社会根据。有社会的标准与理想，方可指点青年，让他谨慎。所以讲性教育的时候，没有理想的、标准的婚姻制度、家庭制度，即无从讲起，故必于自然科学之外找社会科学的根据。”其所谓先决条件者指此。可是说到婚姻制度、家庭制度的标准，简直没有人敢说。本来不同的社会之婚姻制度、家庭制度就没有一致过，从来没有标准。越观察民族社会，越会虚心，越没法讲性教育。袁先生的意思是要求先解决社会标准、社会理想(即确定婚姻制度与家庭制度)，再来谈性教育。我想告诉他：你的话都对，别的谈性教育的人也许尚未见到；可是你错了!你错在想从社会科学来解决社会标准、社会理想，从社会科学来确定婚姻制度、家庭制度。这个问题诚然是社会科学中之一部，然非从自然科学的生物学与心理学中找出根据，便无从确定。他曾露出一句话：“家庭婚姻制度，自一面说是反乎自然的办法，而另一面亦即人之异于禽兽而有今日的文化的原因。”袁先生的这种话，是现代一般心理学家的见解。他们看婚姻制度、家庭制度是文化的、人为的、后天的、反自然的。社会上所有的道德标准、制度礼俗，都是反乎自然而强为的。因为人类想要社会有秩序，所以他自己想法子抑制其自然的冲动来牵就社会；及至抑制成习惯，就形成了礼俗制度、道德标准。普通的见解都是如此。袁先生有这么一个见解，对社会制度是这么一个看法，故不想从心理学找根据，从自然科学求解决，而要在社会科学中去寻求。我想告诉他一句话：你要在这里找是找不着的，你还须从自然科学上、生物学上找；社会在“人”，除“人”之外无社会，你不从生物学、心理学上发见人类心理的真相，不能够解决社会问题，不能够确立社会理想与社会标难。我常常说：我们想认识人类，还得从人类在生物界的地位上去认识，不能抛开生物学的见地来认识人类。虽然人类在生物中是超群出众的，然而究竟还是生物，所以非从生物界中认识了人类，便无从确立社会制度。此问题之核心，在人类心理；而人类心理的表现则在中国民族精神，所以民族精神是我们讲精神陶炼的核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