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0年，我们1983年这一年龄段的球员开始接受国家队的选拔。然而，第一批选拔名单里并没有我。
现在想来，这太好理解了。因为我从小给国家队教练留下的印象就不是特别好——很调皮、很自我、不好管、不太听话。所以，很多教练根本就不喜欢我。对于这样的局面，我并没有心理准备，还感到挺伤心的。直到这时候，我才真的开始担心了。错过了这次进国家队的时机，等到下一次再选拔，就得跟更小的一拨队员竞争了。说白了，就是“过了这村，就没这店”了。八一队的高路江主任也很着急，那时他就说，无论如何都要搭个“末班车”，一定要把我送上去。
在这之后，又来了一份备份通知，说我又可以去国家队了。其实，这份通知的名单上只有我一个人的名字。所以，我是那一批国家队的“插班生”。
2000年5月，我一路北上，心想着一定要为自己、为高主任争一口气。两个月后，亚洲青年锦标赛在日本开打，我拿下了男团、男单两项冠军。这两项冠军像一颗定心丸，让我自己也让高主任稍稍松了口气。万一那次又没打好的话，别人肯定会觉得，我这个“插班生”是靠关系进的国家队。还好，我用冠军击退了流言蜚语。
就这样，我在国家队里也渐渐稳定下来。刚到北京后，差不多有一年的时间，我们的宿舍是在公寓的地下室里。这个地下室现在已经不存在了。当时国家队一队住宿舍楼，二队住地下室。国家队内定期举行升降级比赛，二队成绩好的升一队，一队差的退回二队，成绩的好坏直接与待遇挂钩。
和我同一天到国家队报到的邱波辉依然和我住同一间宿舍。地下室阴暗、潮湿，四个人一个房间，卫生间则是公用的，出门还得走上一段路。这都没什么。最难的，是刚到国家队的那种压抑。
因为我是“开后门”进来的，很急切地想要表现好，就怕教练不重视我，这是每天面临的最大压力。我的眼前不是世界冠军就是奥运冠军，在食堂吃饭的时候我根本不敢抬头，就盯着自己的饭盒扒拉两下，用最快的速度吃完就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