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收到第四军军长李济深命令十二师参加北伐的电报时，我十分高兴。他命令我先派叶挺的三十四团。于是三十四团被改编为独立团，向湖南开拔。另外组建了三十四团，由许志锐统率。这样，十二师就有了四个团，在国民革命军采用的三三制中颇不寻常。
陈可钰辞去了兼任十二师师长的职务，我晋升中将师长，朱晖日任副师长。朱副师长挂少将衔，他的职权是能出席所有的会议，被授权于我不在时代理师长职。然而，大多数时间他没有什么事做，不需要批公文，所以空闲时间比参谋长多。通常在师长职务出缺时，副师长会真除师长。
吴奇伟接替许志锐任参谋长，缪培南继朱晖日任第三十五团团长。我下令三十五与三十六团搭船经广州去湖南，三十四团留在海南。
1926年6月5日，蒋先生被国民政府任命为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那时他是唯一的总司令。蒋先生让第四军军长李济深担任他的参谋长。李率第十一师留守广州，负责广州市的治安。
鲍罗廷我比大部队先回到广州，停留了大约十天。我告诉蒋先生，我敢保证梁鸿楷对国民政府的忠诚，他是个老国民党员。我没有要求蒋先生让梁鸿楷复职，仅仅要求蒋释放梁鸿楷。蒋先生说：“他是你的上司，是我的下属。你是否认为你爱你的上司而我不爱我的下属？别担心！”蒋先生希望我在出发北伐前解除疑虑。最终多半由于李济深的努力，梁鸿楷获释了。
蒋先生听说我在海南缴了邓本殷部的武器，便彬彬有礼地要求我送十来支毛瑟牌手枪给他的卫队。如果政治已经上了正轨，他作为上级，大可以通过第四军军部命令我上缴这批手枪，然而当时他吃不准我会不会同意，只好以礼相求。我答应了，当我的师部抵达广州时，我如数点交。
在广州我见了许多人，那时我已升任师长，身份变得非常重要。早先来广州时我见过李宗仁夫妇，这次则见到了苏俄总顾问鲍罗廷，我们在翻译帮助下交谈。我也聆听过他的一次演讲，由吴绍澍担任翻译。
我对鲍罗廷印象非常好，我认为他有良好的政治觉悟，我甚至可说有点崇拜他。但他看上去很严厉，也很神秘。同时我遇见加伦，同鲍罗廷相比，加伦更和蔼可亲，我钦佩他的军事知识与洞察力。此外，他谦恭有礼，我对他的钦佩超逾其他俄顾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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