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广东的军伍生涯(1920年11月至1925年6月)(7)

陈炯明发觉了这一事件,下令陈可钰逮捕我送回广州。陈可钰命令我赶快去桂林。陈炯明逼陈可钰执行。我看见陈可钰神情沮丧,不知发生了什么事,就问邓定远出了什么事。邓告诉我,这是我的错,陈炯明已来电命令立即逮捕我。

陈可钰一直待我很好。我告诉他,我会为自己所做的事负责,要求他把我押回广州。他叫我不要担忧,我应该服从他的命令去桂林,到了那儿我可以期待,看会发生什么事。

陈可钰向中山先生报告了这件事,那时陈炯明已指令蒋光鼐接替我的职务。中山先生说,我要出发去清剿土匪,事实上可以派遣一、二营去剿匪的。十多天后我剿灭了土匪,中山先生打电报给陈炯明说,我已经立下战功,故对我的处分改为“革职留任”,不久我官复原职。

我营与第一、第二营轮流拱卫孙大总统与孙夫人,他们去哪儿我们戒备到哪儿。有时,他俩饭后出外散步,在这种场合,他会停下来问我一些有关士兵的问题。这是我初次有机会同他交谈。

对孙大总统的印象,我只能讲,他是一个伟人,我深深为他的演讲所震撼,也被他的谦虚与热情所感动。他绝不会看不起像我这样的营长。对我们来说,能见到大总统是绝大的荣誉。那个年代军队中存在着浓重的等级观念。团长、旅长、师长都是眼睛朝上望,团以下军官通常没有机会接触最高领袖。

我对孙夫人也印象很好,但与她谈话的机会很少。

在桂林,我见到了蒋介石。当我在警卫办公室睡觉时,我见到蒋坐了轿子来见总统。士兵们说“参谋长来了”,随即向他行礼。蒋先生没有给我留下太深的印象,看上去他很严肃,常常穿着那著名的黑色斗篷。当时他担任粤军第二军军长许崇智的参谋长。他俩一起在日本念书,从同盟会时代就是同志。蒋给许当参谋长似乎是很自然的事,看来他俩很要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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