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2年8月7日的谈话纪要
这次谈话是从午后二时开始，到四时我辞出，不同于往常大多在夜晚谈话。又这次谈话是出于我(通过林老)的请求，亦非由主席主动召见。盖多年来我没有参加革命，而自以为致力于革命，以致妨碍了(共产党)革命，有必要自己检讨。我写出检讨文《何以我终于落归改良主义》一长篇，送请林伯渠秘书长阅后转呈主席阅看，希望得到主席指教。5月5日送去，至是——8月7日——主席召我去面谈。
主席对我说：你的自己检讨文章有好几万字，太长，我请林老阅看后，指划出重要的几段来而后我方才看的。我看上去，你思想识见有进步了，但还不够。慢慢来吧!
于是我提出想去苏联作学术研究的请求。往者迫于国难和社会问题的严重，我多年来奔走四方不遑宁处，虽然生性好为深思，有心从事专题研究而未暇。今幸在党的领导下，正好有了安居治学机会。所以要去苏联者，是要去学习巴甫洛夫高级神经活动之学。因我蓄意写《人心与人生》一书已多年，巴氏之学虽属生理学，非心理学，却与心理学密切相关。研究它，可免心理学空疏之弊。此为第一个要去苏联之由来。
再一个原因，是要去苏联研究马克思主义中社会经济基础与其上层建筑关系的问题。这是在观察和衡量一种学术思想以至社会文化上如何确立一准则的大问题。我留心此问题而在国内得不到解决，其访求经过如下——
1951年驻京的苏联大使尤金博士写有一长文，题为《斯大林关于语言学问题的著作对于社会科学发展的意义》，北京《人民日报》10月17、18两日连载其译文，内容就是讨论社会经济基础与其上层建筑的关系问题，我读之甚感兴趣。但原文往复讨论，颇费寻绎，我不大晓得自己了解得是否正确，特就原文分为：(一)所谓社会经济基础者何指？(二)所谓上层建筑者又指哪些？(三)此二者的关系究竟如何？把原文分别采录于三个问题之下而试作结语，求教于人，看我的结语对不对？(对，就是没有错解尤金的原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