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在人生问题上或在中国问题上，我在当时已能取得住在北中国内地的人所可能有的最好自学资料。我拥有梁任公先生主编之《新民丛报》壬寅、癸卯、甲辰三整年六巨册，和同时他编的《新小说》(杂志月刊)全年一巨册(以上约共五六百万言)。——这都是从日本传递进来的。还有其他从日本传递进来的，或上海出版的，书报甚多。此为初时(1907年)之事。稍后(1910年后)更有立宪派之《国风报》(旬刊或半月刊？在日本印行)，革命派之上海《民主报》(日报)，按期收阅。——这都是当时内地寻常一个中学生，所不能有的丰富资财。
《新民丛报》一开头有任公先生著的“新民说”；他自署即曰“中国之新民”。这是一面提示了新人生观，又一面指出中国社会应该如何改造的；恰恰关系到人生问题中国问题的双方，切合我的需要，得益甚大。任公先生同时在报上有许多介绍外国某家某家学说的著作，使我得以领会近代西洋思想不少。他还有关于古时周秦诸子以至近世明清大儒的许多论述，意趣新而笔调健，皆足以感发人。此外有《德育鉴》一书，以立志、省察、克己、涵养等分门别类，辑录先儒格言(以宋明为多)，而任公自加按语跋识。我对于中国古人学问之最初接触，实资于此。虽然现在看来，这书是无足取的，然而在当年却给我的助益很大。这助益，是在生活上，不徒在思想上。
《新民丛报》除任公先生自作文章约占十分之二外，还有其他人如蒋观云先生(智由)等等的许多文章，和国际国内时事纪载等，约居十分之八，亦甚重要。这些能助我系统地了解当日时局大势之过去背景。因其所记壬寅、癸卯、甲辰(1902年—1904年)之事正在我读它时(1907年—1909年)之前也。由于注意时局，所以每日报纸如当地之《北京日报》、《顺天时报》、《帝国日报》等。外埠之《申报》、《新闻报》、《时报》等，都是我每天必不可少的读物。谈起时局来，我都很清楚，不像普通一个中学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