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雪寒的气质是学不来的
11月6日的徐雪寒同志百年诞辰纪念会，气氛是“最独特、最温馨的”。
在北京木樨地国宏宾馆一个简朴的会场里，原本定了50人参加，却来了70多人，甚至有人从上海连夜飞来。一位94岁的老人由孙女推着轮椅来，他没什么力气说话了，可他坚持要带着有些聋的耳朵来“听听”。
座位没有按官职排列，大家“一团一团”地挤坐在一起，81岁的吴敬琏的胳膊都快贴到旁边78岁的张卓元身上了。
会上，没人说官话、套话，没人用“伟大的”“正确的”“杰出的”这样的大词，大家都沉浸在细碎的故事里。吴敬琏扬着白眉毛，没有稿件，绘声绘色地讲了好几段故事。在场有人暗叫，吴老实在“是个讲故事的天才”，弄得自己鼻子一阵阵发酸，不得不退场抹泪。
鲁志强说，这是一场真正只谈“人”的纪念会。
关于自己的研讨会，徐雪寒一生也没经历过，尽管他可谓成就斐然。
为了成立央行，他分别和四大银行以及保险公司的负责人座谈，经过12次座谈会，才大体达成协调。最后，他和他的同事们向国务院建议：由中国人民银行承担中央银行职责。
晚年，他有过3次调任、高升去做“正职”的机会，但都放弃了，他甘于“跑龙套”。
女儿徐淮说，父亲一辈子非常低调，从不觉得自己是个“角儿”。他常跟保姆、司机说：“我们都是一样的”。
在鲁志强眼里，徐老做事，从不为“得分”，他的理想不是当官、不是当学者。若用这些衡量他，“实在亵渎了他”。
“徐老不喜欢在聚光灯下，他非常‘享受’，甚至‘自得’被人们遗忘的感觉。”鲁志强学着老人“得意”的样子，最后摆摆手说，“徐雪寒的气质是学不来的。”
在纪念会上，让很多人感动不已的是，这位“被冬眠”了20多年的老人再出山时，他的锐气丝毫没有被牢狱钝化，他反而以更大的热情投入了新生活。
1978年，他被安排到中国社科院经济研究所的《经济研究》杂志担任编辑。他很珍惜这份工作，天天挤公共汽车上下班，戴着副套袖，有时还把稿件带回家加班审阅。他总是最早到单位，打扫卫生、拿铁皮水瓶打水。有年轻人过意不去，也早来抢着打水，可总抢不过徐老。
吴敬琏回忆，徐老寡言少语，工作极其认真，竟然把自1956年创刊以来的《经济研究》从头到尾看了一遍，并把一批从来没有人发现的错别字一一标了出来。
1979年，《经济研究》发表了一篇论述目前中国社会主义还处于不发达阶段的文章。有领导认为这是给社会主义制度抹黑，强令编辑部组织文章批判。徐雪寒很生气，据理力争，坚持文章观点是符合客观实际的，态度极为坚决。而当时，他还没被平反。
“这么多年过去了，事实再一次证明徐雪寒是对的。”张卓元在他老旧的办公室里，大声地向记者强调。
徐雪寒的“直”在朋友圈里是出了名的。1981年，他被彻底平反，宣判无罪，并到国务院经济研究中心任常务干事。在修三峡水库的问题上，他明知自己的意见与决策层不合，但还是将自己的意见提了出来。他说这是他的责任。
他也不太懂官场的“规矩”。有一年，有个领导给当时很穷的研究中心拉来了一笔赞助，要给每个人发200元的奖金。徐雪寒知道后，一下子从沙发上跳起来，当着所有人的面，毫不留情面地说：“这些不正当的钱、肮脏的钱，我一分不要。”
他是“改革派”。对改革过程中出现的一些波折，他常常心急如焚。1987年，国家经济遇险，他发文预警：制止通货膨胀是当务之急。
他曾和一些经济学家研究“深圳特区货币”的发行问题，后来当深圳特区改革遇到一些人的质疑时，他“力挺改革”。
邓小平南方视察后，徐雪寒抱病参加了相关会议。他颤抖着说：“我等邓小平这个讲话等了3年了！”
他竭力主张及早开放和开发上海，要对上海“松绑”。他说：“上海人灵得很”“要解脱发展商品经济的束缚，使上海人的长袖能够舞起来”“着眼于祖国的统一，有必要和香港、台湾比”。这一建议引起了当时中央领导的重视，很快就被采纳。那些年里，陈国栋、胡立教、汪道涵等上海市领导来京开会，必来看他。
1995年3月18日，中国社科院经济研究所举行了一场研讨会，纪念当时并不为人熟知的顾准。由此，顾准的名字进入公众的视野，并被称为“中国六七十年代唯一一位像样的知识分子”“近五十年来中国唯一的思想家”。而这个纪念会，正是由徐雪寒和骆耕漠联合倡议召开的。
上世纪30年代，在徐雪寒和顾准认识前，胡乔木曾提醒他：“你同顾准说话时要当心！这个同志很有能力，但也有些自傲。他会掂量你的斤两。如果你没有水平，他会看不起你的。”徐雪寒说：“我不把自己当做党的领导，只做一个党的联络员，总行了吧？”结果，他和顾准谈得很好，而且成了很好的朋友。
徐雪寒的文章语言朴实，没什么数学模型，却篇篇都直指当时的经济热点。他的司机施国通不懂什么“实证研究”，只是记得，在徐老的最后10年里，这个对自己的存款从没概念的老人，总是让他推着轮椅，一趟趟地去菜市场里转，看老百姓的经济状况。
在《徐雪寒文集》的后记中，他写道：“我自己认为有一个优点，就是真实。自信每为一文，都是从‘不唯上、不唯书、要唯实’出发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