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丈夫放下碗筷,默默走向阳台,一跃而下
7月7日,电影里那架用钢制成的钢琴被装进了一辆蓝色的大卡车中,离开拍摄地鞍山,来到北京。在导演张猛看来,比起那些能映出优美倒影、黑白相间的钢琴来,这架“钢的琴”显得“笨拙又束手无策”。
就在两个多月的拍摄工作完成后,这个庞然大物开始生锈,然而“琴虽锈了,记忆没锈”。与钢铁有关的岁月,是这个36岁的导演生命中难以回避的一部分。他出生在铁岭的一个工厂大院,家族里有7个人曾分别在辽钢和铁西铸造厂工作过。
张猛举家搬到沈阳后,钢铁仍一度在这个城市占据着举足轻重的位置。辽宁曾是“一五”规划的“重中之重”,苏联式的计划经济体制在沈阳发育得最为完备。一条铁路标识着沈阳普通生活区和工厂区的界限,铁路以西,便是著名的铁西区。苏联援建的“156项工程”,铁西占了3家。
张猛还记得,铁西区里工厂连成一排,烟囱林立。他甚至听说,无论人们从哪个方向进入沈阳,都会看到冶炼厂的3座大烟囱。这3座高达百米的烟囱是“回家”的标志,简直成了“沈阳的地标”。
电影中,也有两根突兀的烟囱不断在画面中出现。工人们生怕它被毁掉,恨不得将那里改建成“蹦极的场所”。可是这群人甚至连自己的生活都照料不好,烟囱最终还是被爆破了。现实中的沈阳,冶炼厂的3座大烟囱也于2004年被拆除。
苏联“老大哥”援建的不仅是大型工厂,还包括大片的苏式工人村。张猛记得,在那些砖红色外墙的3层小楼周边,配套建设有学校、电影院、照相馆、副食品商店、浴池和街心花园。“那时的工人村,真是不得了!”他说。
在张猛的记忆中,铁西区工人的好日子大概从1985年就开始走下坡路;那一年,沈阳市防爆器械厂宣告破产。人们普遍将上世纪90年代初期视作最早出现下岗职工问题的时间点。为了提高效率,国企开始着手将冗余人员从原有的岗位撤换掉。曾经一家几代人接班上岗的工人们,第一次发现自己手里的“铁饭碗”也有可能轻而易举地被人夺走。
2002年,铁西区已经变为下岗问题的“重灾区”。当时还是新华社记者的吴晓波前往铁西对下岗工人进行调研,至今他还记得,一种平静得近乎麻木的情绪包裹着那里,人们很少控诉,更多的只是沉默。
他在工人村里遇到了一个每天去菜市场捡白菜帮子带回家的中年人,当被问及自己的单位时,那人用一种极其平和的语气替工厂开脱:“厂子原来很辉煌,但是现在亏损很多年了。国家很困难,我们也理解。”
这个带着一兜白菜帮子悄悄离去的背影,并不是这个城市的孤本。
尽管那时大部分下岗职工的“吃饭”等基本需求可以得到满足,家庭收支也属平衡,但学者们更倾向于将这种平衡称为一种“脆弱的平衡”。子女上大学的学费、一场疾病,甚至食品价格的上涨都可能成为压垮这种“平衡”的最后一根稻草。
在一个普通的工人家庭里,夫妻几乎同时下岗,儿子正在读初中,仅仅维持基本的温饱也成了大难题,每一笔额外的开支都可能让这个家庭彻底陷入贫困。一天,儿子告诉父母,学校即将召开运动会,按照老师的要求,他得穿一双运动鞋。可这个家就连买一双新鞋的钱也凑不出来。吃饭时,妻子不断抱怨着丈夫没本事。丈夫埋头吃饭,沉默不语,可妻子仍旧埋怨着。这个丈夫放下碗筷,默默走向阳台,一跃而下。
这是吴晓波在调研时听说的一个真实故事。直到今天,他仍然记得给他讲故事的那张面孔,“无悲无伤,苦难被深锁在细细的皱纹里”;他仍然有时会在梦中再次遭遇这些故事和面孔,“浑身颤栗不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