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那个年代，老师出作文题大多都是《不忘阶级苦》《五七指示永放光芒》之类的，今天看来，毫无文学性可言；但我总能写得比同学们更有“文采”，因此我的作文常常被当做范文在班上朗读。有意思的是，每次作文我都得写三四篇，因为班上有几个特别头疼作文的“哥儿们”求我帮忙，我当然乐意了，这不但能满足我的写作欲，而且“报酬”十分优厚：只要有谁欺负我，他们就帮我“教训”谁！个子矮小的我从此有了安全感。
我最喜欢写的还是“诗”。记得初二有一次老师布置的作文也是要我们写诗，我写了一首长“诗”《在广阔的天地里前进》：“在明朗的海空上，矫健的雄鹰展翅翱翔；在广阔的天地里，革命的青年茁壮成长……”老师居然不相信是我写的，发作文本时她把我叫到一边问道：“真是你自己写的吗？”看到我满脸诚实地点点头，她才当着我的面在作文本上写了一个大红的“优”。老师哪里知道，我已经将贺敬之的诗集抄了好几大本了！《十年颂歌》《西去列车的窗口》《回答今日的世界》《三门峡——梳妆台》《桂林山水歌》等诗篇我早已烂熟于心了。
读高中时，我又迷上了李瑛的诗、徐刚的诗，并模仿他们的风格也写了不少“诗”。那时候基本上没有什么文学刊物，但上海的《朝霞》杂志，令我爱不释手。《人民日报》全文发表的那首北大“工农兵学员”创作的长诗《理想之歌》，更是读得我热血沸腾，荡气回肠。那时正逢“批林批孔”“评法批儒”“批邓反右”等运动如火如荼，我的“笔杆子”有了“用武之地”：《历史的车轮不容扭转》《新生事物赞》《我骄傲，我和文化大革命一道成长》《写给共产主义的明天》《斥“三项指示为纲”》……我的一首首“激情澎湃”的“诗”频频出现在学校大批判专栏上。我高中毕业那年的春天，北京爆发了悼念周总理、声讨“四人帮”的“四五天安门运动”，但当时的宣传说那是“反革命暴乱”，于是学校组织我们声讨“反革命暴徒”。在学校的批判大会上，我朗诵了自己写的一首诗《打一场诗歌反击战》：“敌人用诗歌向我们进攻，我们就打他一场诗歌反击战！”当“红卫兵上讲台”作为教育革命的一项新生事物方兴未艾时，语文老师认为我的“诗”写得“好”，便叫我给同学们讲“如何写革命诗歌”，于是，整整一个星期的语文课，都是我站在讲台上大言不惭地给同学们谈所谓“诗歌创作”，俨然是一位“诗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