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挂断了电话，大吃一惊。我终于知道哈尔都干了些什么。他母亲死后，他就住在我这儿，一直都没有还我家里的钥匙。当时他说自己需要换个环境，承受不了对母亲的思念之情。而我正好要出城，就出于同情答应了他。他肯定是趁我在医院的时候跑到我的房间，查看了我的邮件，找到了仓库发来的第一封通知单。
自从四年前塞缪尔在贝鲁特的宾馆房间遭窃后，他便在自己的书房里备了一张身份证。我好不容易才鼓起勇气进入塞缪尔的房间。一进去我便拉开他的桌子抽屉。他把身份证放在一个塑料盒里，用红色的橡皮筋捆着。但是现在橡皮筋不见了，哈尔大意了，露出了马脚。他偷的那件东西是属于塞缪尔的。这解释了一切，而他这样做的原因很简单——他需要钱。
塞缪尔一直以来就像叔叔一样关心哈尔。当他知道哈尔的父亲是怎样虐待哈尔时，他就费尽心思弥补哈尔所受到的伤害——总是记得哈尔的生日，带他去电影院或是博物馆。有些时候我甚至会感到嫉妒，嫉妒他抢走了哥哥的关爱。然而这就是那个杂种对我们的回报吗？
哈尔的偷窃行为深深地刺痛着我，让我再次情绪低落——短短的时间内，我竟失去如此之多。塞缪尔的书房一片死寂。书架上的烟管散发出淡淡的烟草味。他的离去就像是屋内一股有形的力量。当我放回他的身份证时，瞥见书桌上镶着画框的水彩画，那是他的希腊家族留下来的仅有财产。当年，他的母亲画出了这幅精湛的水彩画，后来交给一个当地人修画框。纳粹们放火烧毁他们的村庄时，他的母亲不幸去世了，然而那个当地人的工作室幸免于难。战争结束数年后，塞缪尔回去时把水彩画取了回来。
我想让时光倒流到事故发生之前，听听塞缪尔从前门进来时熟悉的脚步声，看看他夹着《时代周刊》，捧着早饭，端着拿铁咖啡的样子。我们每个星期天轮流去拜访好友。这个星期天他去卡兹家，带回来意大利腊肠和方形土豆馅饼，下个星期我便会去莫里家，带回来一些新鲜的百吉饼和新斯科舍熏鲑鱼。
塞缪尔喜欢拜访卡兹，不仅仅是因为那些诱人的食物，还在于他能够途经下东区，那是战后他在别人的资助下来到美国时待的第一个地方。他喜欢那些古老的红砖房屋，然而现在取而代之的却是一栋栋拔地而起的公寓大厦，布满折扣店的街道以及混乱缠结的电线。
我希望我的梦想能够实现。这是我第一次希望能够和其他人一样——乘地铁去开始一天的无聊工作，辛苦干活来还贷款，下班后和朋友喝几杯啤酒——成为自己之外的任何人。
每当遇上人生中的暴风雨，塞缪尔总是我的避风港，让我安全地栖息。他身材矮小，但几十年的职业要求使他身强力壮，他的皮肤饱经风霜，眼神和善。他谨慎、守时、记忆力出众，绝对是个一心一意的实干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