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8年我见到苏霍姆林斯基的女儿苏霍姆林斯卡娅时，她曾给我写过一段话，大意是说“您是中国的苏霍姆林斯基式的教师”，这当然是过奖，是一种鼓励，但这句话后来竟然被讹传为“你是中国的苏姆林斯基”！于是我不止一次被人这样“赞誉”，真让我无地自容。说实话，苏霍姆林斯卡娅的原话我能够接受，因为做苏霍姆林斯式的教师正是我的追求，但我远远不是“中国的苏霍姆林斯基”，我也不想做。我曾经对人说过：“如果硬要说中国的苏霍姆林斯基，在我的眼里，辽宁的魏书生可能是，上海的冯恩洪可能是，但我不是。”——当然，现在我认为，魏书生和冯恩洪也都不是苏霍姆林斯基，虽然他们的身上有着苏霍姆林斯基的某些影子，但他们仍然只是他们自己。
著名教育专家查有梁教授在为拙著《爱心与教育》写的“跋”里有这样一句话：“作者的思想源于苏霍姆林斯基，又超越了苏霍姆林斯基。”这话显然有些过头，但我把它看作是查老师对我的鼓励或者说为我指出的一个奋斗方向；后来，《爱心与教育》出版后，有些读者朋友也爱把我的名字同苏霍姆林斯基联系在一起；甚至有一位好心的青年学者在写《爱心与教育》的评论文章时，标题竟然就是《超越苏霍姆林斯基》。对此，我是万万不能接受的。这绝不是出于谦虚或者世故，而是我觉得现在的我哪里有资格侈谈“超越”？这些说法实在让我有一种无地自容的羞愧！
不是说苏霍姆林斯基不能超越——尽管我非常敬仰他，可我从不认为他作为科学而不是宗教的思想理论就没有历史的局限或其他的不足；但是，就我目前的情况看，我不过是一名刚刚起步的苏霍姆林斯基的追随者而已，离“超越”何止十万八千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