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话文的意义和《白话文学史》的失误
胡适有什么了不起，不就是提倡白话文吗？白话谁不会说，白话文谁不会写？就是现在，到了白话文运动兴起八十多年后，还有人说这样的话。
说这样的话，真是没有一点历史的常识。白话文运动的意义之大，是怎么估量都不过分的。《论语?宪问》里孔子说：“微管仲，吾其披发左衽矣。”按杨伯峻的翻译，这句话的意思是说，假若没有管仲，我们都会披散着头发，衣襟向左边开，沦为落后民族了。仿照这句话，也可以说：“微胡适，吾其披发左衽矣。”若不是胡适在八十多年前提倡白话文，我们现在还处于蒙昧不开化的状态。
一九一一年的辛亥革命，结束了两千多年的封建专制，遽然而起的变革，只能说是改变了国家的体制，却不能说是造就了一代新的国民，一个新的社会。新国民、新社会的造就，还有待数年后起来的新文化运动，而新文化运动的核心，则是白话文的提倡与实施。
这样的功效，用现代语言学的理论来解释，是很好理解的。杰姆逊在《后现代主义与文化理论》一书中说：“在过去的语言学中，或是我们的日常生活中，有一个观念，以为我们能够掌握自己的语言。语言是工具，人则是语言的中心；但现代语言学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成为一场哥白尼式的革命……当我们说话时自以为自己在控制着语言，实际上我们被语言控制，不是‘我在说话’，而是‘话在说我’。”换句话说，用什么话语，就有什么样的思维方式，就有什么样的社会理念。也就是说，用文言，就是旧人，用白话，才是新人。用文言，社会永远停滞不前，用白话，时代才会更新，社会才会进步。
要根除旧社会的贻害，要造就新时代的公民，就必须用白话文；嘴里说着“之乎者也”的人，你别想让他接受民主自由这些现代观念。没有这些现代观念的人，绝不能说是一代新人。没有新的人，也就不会有新的社会。
胡适对白话文运动的认识，也是逐渐加深并明确起来的。他起初提出的《文学改良刍议》，只能说是一种平和的改良的建议。倒是陈独秀的认识，比胡适还要激进，还要彻底。是陈独秀将这个“刍议”，一下子提升为“革命”。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刊于一九一七年《新青年》第二卷第二期，第五期陈独秀的呼应文章刊出，径直就叫《文学革命论》。其中说，“文学革命之气运，酝酿已非一日，其首举义旗之急先锋，则为吾友胡适”。又说，“今欲革新政治，势不得不革新盘踞于运用此政治者精神界之文学”。这里，已把文学的改革和社会的改革联系起来了。陈独秀是个革命的鼓动家，真正要将白话文推为一个社会的运动，还得胡适做脚踏实地的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