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外，四年政治经济学专业的学习，也使我相信毛泽东“发展了马列主义”，他提出了对中国新民主主义过渡的理论和对中国民族资本家的赎买政策。我当时认为，马克思的理论是正确的，但那是一百多年前的理论，能不能用来解决现实问题？我有些怀疑，不过不敢说。而毛泽东搞的赎买政策，我就认为是英明的，用赎买的办法把资本家剥削工人阶级的血汗钱，政府再用钱赎买回去。这不是“发展了马列主义”吗？这样做，我认为对我父亲也是公平的。我更不用担心老人的将来了。
1954年中国的民族资本家敲锣打鼓把自己的企业、公司的生产资料拱手送给国家。记得一个中国民族资本家的代表人物荣毅仁在接待法国《人道报》代表时，记者问他，你为什么愿意把自己的生产资料全交给政府，接受赎买呢？荣毅仁的答复很简单，我把资本给国家，国家每年可以给我固定的5%的定息，我一点风险都没有。我又可以舒舒服服地享受我资本家的生活，还有什么不好呢？
进入社会主义之后大家都可以过幸福的生活，资本家也会跟着大家进入社会主义，和大家一样过幸福生活，这一切是多么美好，多么令人鼓舞啊！当时任何一个正直的人都在接受这一切理论和政策。从我个人来说，我就深信，只要好好干，是可以发挥自己的才能的，是会有前途的，
所以我四年级时写的毕业论文就是《论新民主主义过渡时期》，来论证当时的所有政策是如何正确和必要。
可以说我从南开大学经济系政治经济学专业毕业那一年开始，就被培养成了运用马列主义理论来为各项现行政策作解释，论证其如何符合马列主义的“专门人才”了。
在大学毕业那年，我结婚了。
妻子是原重庆巴蜀学校的同学，我上高中，她上初中。当年“四?二一”运动时，我曾到她们班上去讲演，鼓动大家罢课，她后来说：“你讲得真好，我都给你鼓了掌！”她家里因遭变故，很困难，我就请父亲告诉她，是否愿意到北京读书？她同意了，我父亲就把她送到北京，费用全部由我家出，到北京后住在三叔康心之家，我设法让她进了当时堪称贵族学校的贝满女子中学，后来她考上了北京医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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