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
文明历史对中国人的叩问，一直在延续。英国科学史专家李约瑟以他的巨著《中国科学和文明史》--1972年被中国冀朝铸先生题写书名为“中国科学技术史”--证明了中国古典文明在全世界的领先地位。他说过，“可以毫不费力地证明，中国（古代）的这些发明和发现远远超过同时代的欧洲，特别是15世纪之前更是如此”。在李约瑟的研究之前，德国学者韦伯（MaxWeber）提出了一个尖锐的问题：为什么在宋代中国早已孕育了资本主义萌芽，而工业革命却没有首先在中国发生？这就是为中国学界所熟悉的著名的“韦伯疑问”。
李约瑟将这个“韦伯疑问”具体归结为两个问题：其一，为什么历史上的中国科学技术一直遥遥领先于其他文明？其二，为什么到了现代，中国科学技术不再领先于其他文明？这就是同样为中国学界所熟悉的著名的“李约瑟难题”。问题一经提出，一直吸引着国内外不同领域的学者从不同角度寻求解答。经济学家、哲学史家、科学家等纷纷提出见解，一时蔚为大观。但是，我们始终不得要领，始终没有相对深刻明确的根基性的答案。
面对种种严酷的叩问，我们的解答在深重的苦难中延续了一百多年。
从 1840年开始，在人类高端文明的入口处，中国遭遇了巨大的历史冲击。几经亡国灭种的劫难，中华民族的历史意识终于开始了艰难的觉醒。自觉地，不自觉地，华夏族群开始了连绵不断的关于自身历史的反思。民族何以孱弱？国家何以贫穷？老路何以不能再走？新路究竟指向何方？中国何以落后贫弱？中国如何振兴图强？凡此种种关乎民族兴亡的根本性思索，都在救亡图存这一严酷背景下蓬蓬勃勃地出现了。
于是，有了戊戌变法对中国现实出路寻求突破的尝试。
于是，有了辛亥革命对中国未来命运的政治设计。
于是，有了五四运动对中国历史传统的反思，有了打倒孔家店的宣战。
于是，有了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后的新文化运动。
当我们这个民族终于获得独立，终于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时候，我们开始了大规模的意识形态重建。在我们有可能借助于高端文明时代的科学思维方式对我们的文明史重新审视并给以总结的时候，一场名为“文化大革命”的大混乱与大劫难发生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