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亚当·斯密不停地赞美自由贸易以及商人的事业，他却不是资产阶级的一个雇用枪手。《国富论》充满对商人们的指责，它并不是为富人书写的辩护状。亚当·斯密极力称赞自由贸易和分工，是因为他确信二者会比王子给普通人提供更多的帮助。
没有成千上万人的协助和合作，在一个文明国家里即使最卑微的人也不会获得生活的供给……确实，与更奢侈豪华的生活相比，他的食宿毫无疑问显得极为简单。然而，也许一个欧洲王子的食宿并不总是比一个勤劳节俭的农民高出那么多，因为后者的食宿条件超过了许多的非洲国王。对于10 000名赤身露体的未开化的人来说，一个非洲国王就是他们生活和自由的绝对主人。
正如他的追随者所做的那样，亚当·斯密天真地建议，在市场体系之下，即使是穷人和政治上无能的人也能够成功。与此相反，在中央指导的计划体系下，政治力量决定了经济地位：只有国王的朋友和有爵位的人才能够致富。米尔顿·弗里德曼在他的《资本主义与自由》一书中再次扩展了亚当·斯密的这一观点，主张市场体系有效地减少了种族和民族的歧视，因为不管是谁，只要能提供最合适的价格，消费者就会从他那里购买，而不会从提供适当祈祷的宗教和具有合适肤色的人种那里购买。另一方面，他指出，在社会主义体系下，一个少数群体的成员要想取得进步必须获得计划者的政治偏爱。
弗里德曼的观点仍然存有争议，批评家提出了许多反例，比如认为公司高管绝不会提拔少数族群的工人，除非他们在“软”变量（比如领导能力和个性特征）方面得到了高分。而且，批评家坚持认为，经济力量通过竞选捐款能够转化成政治力量，使得经济上的贫困人口在政治上丧失了话语权。弗里德曼接受后一种观点，但是通过主张一个较小的政府，而且这个小政府被禁止在大多数经济事件中进行干预，他对批评他的人进行了反驳。辩论越发激烈，著述文献也在增加。
尽管亚当·斯密自信地认为他已经揭示了获得更大财富的秘密，但却没有在这种思想的引导下创立一个绝对正确的基本原理。他欣然承认分工中存在的某些缺陷，并且又一次证明了他的敏感性不是只限于成本和利润。要知道，他的初恋是道德哲学。亚当·斯密是一位体质状况影响人类思维的坚定信仰者，他担心组装流水线会剥夺工人们的智力和精神：“一生都被用来完成几个简单作业，而且作业也许总是由相同的人完成……没有机会发挥出他的理解能力，或者使用他为寻找克服困难的便利方法而作出的发明……他自然也就因此丧失了如此努力的习惯，并且通常变得像人类可能成为的那样傻笨和无知。”体现出亚当·斯密家长式心态的时刻之一，就是他建议用公共教育来医治大众的浑浑噩噩，因为受到教育的工人在完成体力活的时候进行发明和运用他们大脑的可能性更大。亚当·斯密说道：“只需要极少的费用，就能够给大众带来便利，就能够给大众以鼓励，就能够保证几乎全体人民获得最基本的教育（即诵读、书写和算术）。”
此时，让我们对《国富论》作一下总结。亚当·斯密把劳动力看做经济增长的主引擎，它在下列情况下会加速：劳动力供给增加、劳动力被细分，或者由于新机器的使用，劳动力质量得到提升。只要赢利性投资和创新观念不断产生，而且允许自由交换，经济将会不断增长。最重要的是，普通民众可以享受到一个较高的生活品质。经济学家保罗·萨缪尔森是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他反对米尔顿·弗里德曼的看法并因此写了几本书。他利用现代数学技巧重新检验了亚当·斯密的增长理论，发现“如果发明持续发生……利润率和实际工资增长率将会在他们勉强糊口的生活水平之上达到平衡”。萨缪尔森声称“很高兴发现亚当·斯密成功经受住了现代人对他的思想进行的分析解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