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一个经济学家并不容易。因为不能足够精确地计算成本和收益，他们受到企业高管的责备。利他主义者又指责他们对成本和利润过于计较。对政客而言，经济学家是让他们扫兴的人，因为经济学家不允许他们在毫不牺牲的情况下承诺一个繁荣昌盛的前景。一些才华横溢的作家也抽出时间来羞辱经济学家，这些人包括乔治·萧伯纳和托马斯·卡莱尔。的确，自从卡莱尔把经济学称做“沉闷的学科”之后，对经济学家的公开批评就一直不断。
然而，经济学家感到他们受到了错误的指责，因为他们通常不是造成坏消息的原因，他们只不过是信使而已。他们要传达的信息很简单：人类必须作出艰难的抉择。我们不再生活在伊甸园，这个世界也并不是到处流淌着牛奶和蜂蜜。我们不得不在清洁的空气和速度更快的汽车、面积更大的住房和面积更大的公园，以及更多的工作和更多的玩乐之间作出选择。经济学家并没有告诉我们它们中哪些是不好的，他们只是告诉我们鱼和熊掌不可兼得，即不能同时得到相反的两方面。经济学是研究选择的学问，它没有告诉我们选择什么，它只是帮助我们理解我们所作决定的后果。
当然，伟大的经济学家并不满足于只是做一个信使。尽管他们备受人们的嘲弄，甚至人们还给他们取了一些无礼的绰号，如亚当·斯密是做事心不在焉的“笨蛋”，约翰·穆勒是聪明脑袋不长毛的“书呆子”，凯恩斯是讲究生活享受的“锦衣玉食者”等，但经济学家的动机却不应该被诋毁。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正如凯恩斯指出的那样，在当今世界，经济学家受到了那么多恶毒的批评，因为大多数有名的实践者是从空想的社会改良者开始的，他们要寻求改善世界的道路。阿尔弗雷德·马歇尔尤其把经济学视做精明的科学和热爱人民相结合的一种职业。中世纪时期，人们认定3个职业是最重要的：以身体健康为目标的医术，以政治健康为目标的法律和以心灵健康为目标的神学，马歇尔希望能把经济学当做第4个受人尊敬的职业，因为经济学是以更好的物质健康为目标的，它是为所有人服务的，而不只是为了富人。马歇尔勇敢地尝试着在强有力的却又不无遗憾的两个支脉之间进行调和：一个是朝着数理经济学的方向发展，但没有实际的应用；另一个是向纯情绪化的激进主义发展，却不进行仔细的理论思考。他在剑桥大学争取设立的课程聚集了最具有科学头脑的人和最易动感情的人。当然，凯恩斯便是其中最为杰出的代表。
将经济学和现实世界最为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始终是政治。确实如此，20世纪之前，经济学还被称为“政治经济学”。几乎所有优秀的经济学家都在政府的某个层级上担任过职务。其中大卫·李嘉图和约翰·穆勒两人还赢得了英国议会的选举。在最伟大的经济学家身上，我们持续看到的不仅是科学兴趣闪出的火花，而且还有热忱的涌动。在大量的计算符号和统计之间，我们看到的是他们发出的大胆而又惊人的观点。
纵览经济思想史，我们可以看到政府和经济学家之间时而冲突、时而合作的关系。当亚当·斯密痛斥欧洲的君主和商人之间的“近亲联姻”时，现代经济学也就获得了初始的推力。亚当·斯密、卡尔·马克思和托尔斯坦·凡勃伦之间少有的几个共识之一，就是他们领悟到商人喜欢利用政治为他们自己寻求庇护。在一次著名的讲话中，亚当·斯密告诫人们：要不是策划针对消费者的阴谋，商人几乎从不碰头。在今天，你也能确认这一点，地方商会会议上鼓吹自由市场的演讲者会急忙抓住机会，获得一个垄断权、一份政府的独家合同或者一个确保自身利润的法规。谢天谢地，政治家并不总是那么好说话。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英国的工党领导人承诺通过走工会和国有化的道路就可以繁荣昌盛，从而接近天堂，但相反的是，英国经济变得越来越糟。温斯顿·丘吉尔的传记作者之一讲述了丘吉尔在下议院外面的男厕所里碰到工党领袖的故事。工党领袖先进入男厕所，并且采取立姿小便。出于同样的需要，丘吉尔稍晚也走了进来，但自始至终站在同一排便池的另一端，他只是看着他的反对者。“今天感觉我们有些疏远，是不是，温斯顿？”工党领袖问道。“没错，”丘吉尔厉声回答，“原因是每次你看到大家伙就想把它国有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