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面有文章曾经提到，齐国人因为长于经商，屡被各地的人攻击。是的，战国年间的齐人，名声并不很好。从吕尚建国那一天起，齐就以通工商之业、便渔盐之利为发家的秘诀；进而有管仲的改革，降低关税，为商人在旅途上建立接待站，有了这些方便，熙熙攘攘的逐利者，自然归之如流水了。商贸使齐国富饶，也使它受非议。
除了反感齐国的庸俗，各国还担心齐国成为道德堕落的带头人。孔子对管仲，就持复杂的态度。毕竟，物质太像是容易引导出物质主义—不管怎么样，在邻国嫉妒的注视下，齐国从一个地方百里的小国，慢慢变成了东方唯一的大国。在苏秦以及他人的描述中，临淄在籍的民户为七万，若平均以每家五口之数，就有三十五万人口；加上众多的外国人，这个城市的日常成员可能有四十万至五十万人，这在当时是很大的数目。
百年前的欧洲人，也都觉得美国是俗气冲天的土财主。但如管仲所说，“国多财则远者来”，欧洲大学里的顶尖人才，很快就纷纷渡海了。
临淄城内的面积只有六十平方华里，拥挤而热闹，道路上车轮挤撞，行人摩肩接踵。市民喜爱享乐，尽管时有禁令，锦绣制成的漂亮衣服依然流行。更流行的是音乐，人多有技能，或吹竽鼓瑟，或击筑弹琴。赌博也风行，有斗鸡和赛狗会。另外一些今已失传的游戏，如六博和一种古代足球，也为临淄人所爱。作为天下商贾的居停主人，临淄人富裕，因而也志向高扬。奢靡不是他们唯一的特征，在出土的战国文物中，齐器最为精致，证明了对细节的关心是如何从日常生活的乐趣中发展而出的。
最重要的，是他们拥有稷下。中国有过若干辉煌时代，但称得上伟大的，首推稷下时代。开列一下那些光彩四射的名字，翻几页《汉书?艺文志》的著录，就能看出，在精神性成就方面，一个世纪的创造抵得上二十个世纪的因循。
和稷下同一时代，雅典的吕克昂学园请到亚里士多德来讲学，得以繁盛一时。吕克昂学园设在第奥恰勒斯城门前，相似的是，稷下学宫建立在临淄西南方的稷门之外，某条要道的路边。两千多年前的官道野径，为泥泞、尘土和冰雪交替覆盖，士兵、外交人员、商贾、犯人风尘仆仆地经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