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月三十日下午，四妹开车载我去学校，顺便看搬家的可能性。学校四周是一片荒烟蔓草，海风嗖嗖，冻得人发抖，难怪校方要学生订购雪衣。我们找到男生宿舍，不晓得儿子住几号房，请工读生替我们广播。宿舍吵杂，广播器声音太小，我们焦虑地等待。
当四妹提议上楼去找时，儿子突然奔到我面前，眼眶尽是泪水。这是他幼年以来第一次落泪。冷风冽冽，切割着我的心，只能勉力安慰：“忍耐一下，妈妈一定为你解决。”
那天，眼睁睁望着儿子走回他不情愿居住的地方。回到台北，立刻给儿子写信，安慰他，鼓励他。我知道效果不大且他也不会回信。从此以后，每星期一都寄出一封限时信，估计星期三他可以收到，也许稍稍可以提升士气，转眼星期六就可以回家。
那学校四周极少住户，买菜要开车到市区，我既不会开车也不会骑机车。搬家几乎不可能。
有一次星期五台风来袭，晚上八点儿子全身湿透冲进家门：“学校怕海水倒灌，要我们全部学生都搬离宿舍快回家。”
那天晚上，儿子守候在电视机前，等待星期六停课的消息，直到半夜一点，没有公布任何信息，只好怏怏上床。
其实我知道，既然是台风天，星期六只上四节课，即使不去上课，学校也不会怎样。但他又是守规矩的人，我仍然叫了一部出租车，送他上学。临走时他在电梯口问我：“下周有没有放假？”我赶回家看日历回说：“没有。”他立刻又问：“那下下周呢？”
那年台海两岸正紧张，大家都担心对岸飞弹来袭，我却听到儿子在电话中跟同学说：“希望飞弹快快降临淡水，我们就不必上学了。”
学校也许并不差，但确定不适合儿子。
